李海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

在《“金权政治范式的民粹主义”：美国共和党的当代统治策略》一文中，笔者曾简要介绍了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教授jacob hacker等人所著的《让他们吃推文：右翼如何在一个极度不平等的时代里实施政治统治》一书，该书一个核心论点即是“今日美国共和党里既有主张减税的老派，又有主张白人至上民族主义的新血，随着特朗普入主白宫，表面上看起来是新血占了上风，但实际同时发生的却是金权政治的提倡者们得到了几乎一切他们渴望的东西，包括：对公司财团和富人的巨大减税方案，通过行政命令大规模去规管化，以及起用一大批和商业阶层互动关系极佳的人担任联邦层级法官等。在共和党中，金权政治和民粹主义是两条彼此并不相违背或冲突的主轴，金权政治派控制了共和党的经济政策议题，民粹主义者们则通过操弄种族、宗教、民族主义等题目，制造分化并逐渐深化分歧，进而试图赢得各种选举。自1980年代早期开始，激进的减税措施、对工会组织的破坏、去规管化等一系列主张日渐与打种族牌、激化愤怒和仇恨、制造传播假信息等手段相合流，今日之共和党端出的是一套经济上对精英阶层异常有利，而论说上则对其基本皆为白人的支持者基本盘用煽动性的种族对立与文化战争的叙事相招徕的策略。特朗普非但不是共和党政治上的异数或反常，反而正好代表了金权政治模式与右翼极端主义的更为紧密的汇流”。近日，笔者又读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政治学系samuel l. popkin教授新出的《断裂：美国共和党的内爆与总统制政治的未来》(crackup: the republican implosion and the future of presidential politics, 牛津大学出版社，2021年)一书，此书虽看起来和hacker教授等人论点有所不合，却正好从另一个层面让我们领略共和党的内部构造与面临之问题。

在popkin看来，美国体制要想良好运转，至少要取决于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国会作为立法机构能够有效运作，二是主要政党必须要有强大的党务组织，能统一管束其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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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2年4月23日，美国俄亥俄州特拉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拯救美国”集会上发表讲话。

popkin认为，是共和党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先上演了自爆，然后才铺就舞台，引出了诸如特朗普和泰德·克鲁兹 (ted cruz) 这类立场极端的政客粉墨登场。今日的共和党，其实已从内部裂解为若干个彼此不能求得共识的小集团，互相之间的利益诉求也无法交融共生。最初导致这种裂解的乃是选战财务法的变动和大众社交媒体的普及。2002年通过的 《麦凯恩-菲因戈尔德法案》本意旨在改革选战相关的政治献金制度，阻挡大公司对政党的政治献金，减少大公司大财团的影响力，增强政党组织自身的能量。但在实际效力上，却使得居于立法机构的政党领袖权力被弱化，政党间的和解变得更难实现。实际上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对单一事务议题有极浓厚兴趣的小组织，以及超级亿万富豪们所钟情的各个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s），政党领导层和政党主要献金者之间的诉求往往难以调和。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那些自吹自擂的极端型政客们就粉墨登场，他们运用在同党同侪身上的手法，往往在过去只会被用于和别党竞争较量之时。而在共和党里，这类人尤其多。首当其冲就是克鲁兹，他使自己获得政治跃升的手法基本都是拿共和党整体利益作为代价的。接着登场的就是比克鲁兹更胜一筹的特朗普，他充分发掘并利用了共和党党务机器的失能，以及共和党支持者们面临的经济衰颓境况。popkin教授认为除非美国变更其选战财务制度的相关规定，否则克鲁兹、特朗普这类人必会不断在两党中涌现，使得两党都难以达到党内妥协与融洽共识，而该现象又以美国共和党情况尤为显著和剧烈。

其实，popkin教授的新论与hacker教授等人的研究有颇多彼此看法相合之处，比如，他们都把特朗普现象看成是一种更宏大的趋势（及病症）所反照出的表象，而不停留在仅仅把特朗普直接看成一切问题的本身。又如，他们都看到了像科赫兄弟（koch brothers） 这类金主动用金钱影响草根阶层看法走向，进而型塑共和党政治生态的问题。而两项研究最大的不同，在于hacker教授等人的研究将共和党视为一个相对较为内部自洽的政党，而popkin教授则倾向于将共和党看作一个内部断裂的政党。从某种意义上说，最真实的情况可能刚好介于这两种不同描述的中点。就如最近不少媒体观察到的，共和党主要政客仍倾向于团聚在特朗普的周围，并试图淡化2021年1月6日冲击国会山事件的影响。从一方面说，这显得共和党似乎比较“内部自洽”，但因为许多政客很可能并不是出于真心实意这样做，而仅仅只是大形势驱使下不得不然，这又凸显出共和党其实深藏的“内部断裂”。

popkin 教授认为，特朗普之所以在2016年能从共和党初选里脱颖而出，其实正是由于共和党内部已近20年的大规模“断裂”现象而导致，所谓“断裂”，最核心的意思即是，一党之内不同派系间原本脆弱，但真实存在的彼此联合关系裂解开了，由于这种裂解，即使党同时控制了白宫和国会两院多数地位，也没有办法实现其领导层所欲求的那些既定政策目标。按照popkin 教授的看法，这种党派的内部断裂现象，在一个汇聚了全国层面的选战政治献金（national money）与基于地方层面的初选制度（local primaries）的联邦制体系中，几乎是不可避免、注定要发生的。目前美国所上演现象的新奇之处在于，这是史上第一次两大主要政党（尤其是共和党）找不到一个强劲的内部派系来整合传统教义与新生现实，并为党找到新的有共识性基础的出路。而最后压垮大象的稻草就是麦凯恩-菲因戈尔德法案和联邦最高法院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专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的相关判决。这些事件之后，共和党居于立法机构中的领导层难以有效凝聚起党内共识，亦难以与民主党进行实质性的商讨和谈判。共和党变得难以约束旗下政治精英，难以使他们实现协同并进，同样也难以约束代表其党派而执掌白宫的总统。

在此书中，popkin 教授详细梳理了共和党何以走至今日的历程。他指出，对上一次共和党党内能有效整合诸方不同意见，使得初选较为平稳顺遂，已是2000年的时候了。

2002年时，美国社会上主流意见是有太多的大公司政治献金流向两个主要政党了，于是麦凯恩参议员和菲因戈尔德（russ feingold） 参议员就开始谋划起草跨党派的选战行为改革法案。麦凯恩-菲因戈尔德法案本意是终结大金主对候选人和政党的影响，但实际上却产生了非预期性后果。从实际效果看，大金主对于共和党的长期走向有了更大的影响力，那些野心勃勃的候选人有了更多的方法去制造和施加影响力，而居于立法机构两院中的共和党领袖们手中控制局势的能量却锐减了。政治游说集团和掮客的实力增强，更多的不会妥协的聚焦于单一性议题的候选人涌现出来。共和党整体更趋于右派化，而政治妥协与两党合作日益成为历史陈迹。按照popkin的看法，该法案最终扭曲了立法议程。原本，两党的多数主体部分及立法机构领袖都愿意实现和解，但两党内部（尤其是共和党）的极端派系阻止了和解的实现。

在奥巴马时代，共和党的主要金主们开始合力对付奥巴马，试图阻挡其各项金融危机之后的救市政策，这也是继《麦凯恩-菲因戈尔德法案》通过之后，美国保守派的财富第一次并力合击，而共和党整体也越来越向意识形态光谱的右端靠拢。大金主们资助了草根的“茶党”，“茶党”运动帮助共和党重新赢回了国会控制权，但其本身却也因草根性质而非常激进，并且屡屡造成“过界”（overreach）的后果，最后导致2012年代表共和党出战的罗姆尼（mitt romney）被共和党的日益趋“右”化所困。

popkin教授特别指出，2012年罗姆尼败选之后，共和党已经组织力量研究过原因。当时总结的一大因素就是，像科赫兄弟（koch brothers）这般人数很少，坚持主张所谓意识形态纯洁性，否定渐进式增长方案（incremental progress）的大金主们对共和党整体施加了过多的影响力，而且他们甚至在组织力上都更胜于共和党的党务高层。一旦他们找到了同样不愿妥协的激进模式右翼候选人，他们就会全力支持，而第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克鲁兹，克鲁兹就是那种典型的为了自己政治前途，愿意把共和党同事的利益直接牺牲掉的人。当时的另一共和党明星卢比奥（marco rubio），在吸纳移民等问题立场上相对较为温和，就惹来了克鲁兹的攻击，克鲁兹以其决不妥协的强硬色彩一时成为共和党宠儿。

然后，本来克鲁兹就好像是众望所归一般，2016年代表共和党出战的似乎就会是他，包括当时兴起的“茶党”派也属意于他。然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作为局外人的特朗普以一种比克鲁兹更为极端的诉诸于煽动、且绝不妥协的手段（直接攻击其他共和党党内初选候选人俱为“腐化”）很快取代了克鲁兹的位置，赢得了来自共和党基层选民的海量支持。在竞选时，特朗普是非常大开大合、大鸣大放的，面对非法移民困局，他直接说“统统遣返”，而且他敢于直接宣称要向富人加税，以保障政府的社会福利和健保网。

特朗普当政之后，将总统权力视为向自家产业做利益输送的一种途径，而共和党虽控有国会主导权，却对特朗普本人无法进行有效约束，有时甚至沦为特朗普之“同谋”。不过，据popkin教授看来，特朗普执政期间，其实政策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并不多，真正做到的无非是为全国最富有阶层减税而已。真正重要的变化是在这个过程中，共和党日益选择臣服于特朗普。

popkin教授还具体解释了为什么说今日美国碰到的乃是新问题。在艾森豪威尔、尼克松乃至克林顿的时代，虽然一党之中也有分歧，有的人想固守传统，有人想引入新方向，但代表党派出战的候选人们往往还是能综合各种意见，形成某种共识。但是现在却做不到这样了。比如说，自2000年以来，历任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在发展共和党议员们的“共识”方面能力不断下降，部分原因就是越来越多的共和党议员受那些不肯妥协的小团体的金流资助。

在此处， 我们看到，popkin教授的分析，又与笔者曾经介绍过的耶鲁大学夏皮罗（ian shapiro）教授等人所持看法相同（参阅《美国政治走向极化是因为主要政党不够强势吗？》），他们都认为，当前美国党争情形之所以非常酷烈，主要原因就在于主要政党都太羸弱和涣散了。popkin教授直言，现在的共和党无力调和其内部的多种利益，找到重叠性共识，并展开相关立法工作。而加强政党的控制力，就需要强化政党在立法机构中的领导阶层手里所握权力，对推出的候选人进行更多审查筛选，并改变美国国税局（irs）的工作规则，以要求那些大金主们更多地透露其身份信息与进行政治广告行为时的具体动机。

当然，美国的改革能否真正做到这些，就完全是未知之数了。起码，到目前为止，情况似乎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2021年5月，popkin接受美国媒体专访，就直言拜登当政之后的共和党并未有幡然改变，本质上仍是一个由特朗普所充分主导和主宰的政党。 此外，popkin此书论断也与costas panagopoulos最新研究相契合，panagopoulos认为，从1956到2016这六十年间，美国政党在选战中的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日益从试图说服广大一般选民（voter persuasion）转移到试图动员其党派色彩最强、最为狂热和忠实的支持者（base mobilization），随之而来的，除了极化现象，就是最狂热支持者群体在投票时会参与的比例越来越高（bases loaded: how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s are changing and why it matt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学者steven w. webster的研究也显示当代美国政客常常故意去引发其支持者们的愤怒，以求达至政治上的目的（american r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而美国著名宪法学者jack m. balkin亦指出，今日的美国政治之所以看起来问题重重，最重要的原因即是今日美国正处于一个较长期的共和党主导时代的末端（该时代仍未完全终结），同时又处于政治极化现象周期的高点（the cycles of constitutional tim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华尔街日报》2021年10月的一则观察则敏锐地指出，当前有强大的结构性力量在促使美国主要两大政党中意识形态色彩较浓一端的增长，而两党较趋近于政治中间区域的力量则都在不断被削弱。

就此书所谈的现象，笔者也专门访问了美国政治领域学者们的看法。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robert shapiro 教授向笔者谈到，若要厘清金钱是如何影响美国共和党政治生态，我们必须要将总统政治和各州层级政治，以及国会政治分割开来看。实际上，金钱和更强的组织效力使得共和党拿下了许多州的立法机构主导权，并且控制了各州的政策制定走向。 在shapiro教授看来，特朗普2016年出人意料的成功当选总统，与金钱的关系并不大，而与他所受到的那些免费的媒体关注度最为相关。同样的，2020大选中共和党基层选民的体量得到进一步拓展，以及民主党在亚利桑那与佐治亚州的胜利其实都与金钱影响本身的关系不大。 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系的jeffrey green教授则向笔者谈到，在他看来，金钱在美国政治中施加了过大影响这个问题 ——亦即那些特别有钱的人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pacs）等方式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势地位 —— 其实已然荼毒了美国政治光谱的各个方面，绝不仅仅只是共和党一家的问题而已，当然，正如popkin 教授此书所详细记录的，该问题在共和党阵营的猛烈延烧可谓尤其令人侧目。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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