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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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焦虑】
刘刚/文
大唐航海第一人，应该就是杜环吧，他不仅到过南海，还到过地中海，那时唐人称之“西海”，他的书就是那本《经行记》，其中，所记录的国家，有许多就在地中海沿岸。
可杜佑作《通典》引《经行记》仅有1511字。杜佑何以未将全书收入，而只节选了这千余字？致使近人岑仲勉阅之喟然而叹曰：杜君卿（佑）与杜环既是同族，却不将《经行记》全部收入《西戎典》，致使人们莫视全豹，是亦天壤间一恨事！
杜佑是这样介绍杜环的：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年至西海。宝应初，因商贾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寥寥数语，才三十余字，对于杜环参与“西征”后所发生的一切，杜佑一概不提，仅以“至西海”三字统言之，而关于杜环本人的记事，亦如其书《经行记》之“原书已佚”，可谓“本末皆失”。
杜环失落大食国十余年，这十余年，杜佑只字未提，怎么说呢？一个战俘有什么好说的，如果还为大食所用，做了叛徒，那就更没什么可说的了，至于他为什么回来，回来以后，又去哪了？何以销声匿迹，且不知所终？这些问题，都是应该问一问的。
大唐开疆拓土，有两本游记起了重要作用，一本是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为大唐定西域提供指南，另一本就是杜环《经行记》，为大唐向西海做了参考，前者进取陆疆，为大唐盛世开光。后者开拓海洋，把东亚和西亚用政治和贸易联系起来，连汉唐盛世都没做到的，却被逆势的唐中期做到了，千军万马没做到的，被一本游记做到了。
杜环归来，是个意外，怛逻斯之战后，他是死是活，已无人晓，也许杜佑会去高仙芝那里追问，高亦必无可奉告。过了十来年，某一天，他突然就回来了，除了给家人一个惊喜，也要给国家一个交代，将十来年的行迹说个明白，也许这就成了《经行记》一书的由来。由于原书已佚，我们无法从杜佑引用的资料里确认其行迹，好在宋岘有一篇《杜环游历大食国之路线考》，用阿拉伯文献做参照，将《经行记》的行迹考述出来。
杜环游历大食国
宋岘追寻杜环在大食国的历程，可他的目光却转向一位大食人。
那人就是大食国东道使艾布·穆斯林，此人在推翻倭马王朝过程中立有殊功，阿拔斯王朝创立之初，他手握重兵，就是那支打败高仙芝军团的呼罗珊大军。
战俘的命运，跟着财宝的线索走。先是跟着艾布·穆斯林走，于是，艾布·穆斯林所在的位置就成了确认杜环行迹的坐标。然后跟着阿拔斯王朝走，从呼罗珊走向亚俱罗，走到巴格达去，在王朝的动向里，杜环的行迹，变得越来越清晰了。
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宋岘对杜环在大食国的历程所提供的线索吧。
他一上来就提到末禄国，为什么？张一纯笺注说：此地为呼罗珊首府，黑衣大食人的发祥地，艾布·穆斯林的故里。他本应将这批中国财宝和中国才人送到亚俱罗去，献给阿拔斯王，为王所用，可他没这么做，他觉得自己作为阿拔斯王朝的开创者，有权享用这些来自中国的人财物。于是，他把那些人财物，统统都带到自己老家去，留为己用。他的军队沿着阿姆河向西行，先从撒马尔罕即康国到达亚梅国，再从亚梅国到达末禄国。
康国，其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或曰“以土地肥饶故名”。
亚梅，即《后汉书·安息传》之“阿蛮”，位于里海南岸，《经行记》里，未见有专列一国，只在“末禄国”条里，仅仅提了一句“在亚梅国西南七百余里”，也许原书中列有专条，杜佑摘录时，依据“小国无异闻者，则不睱录焉”的原则给省略了。
末禄，《后汉书·西域传》写作“木鹿”，即今土库曼斯坦。
杜环在末禄国待了多久？据宋岘推算，大约待了六年，这六年中，阿拔斯王朝换了四任东道使，加强了对呼罗珊军队的控制，杜环被俘以后，加入呼罗珊军，适逢西边摩邻国动乱不已，阿拔斯王朝征调呼罗珊军前往讨伐，杜环就成了一名随军记者。
《经行记》就是对漫漫征途所做的记录，宋岘认为，“《经行记》所言之地，皆应是杜环亲自游历过的”，这样一说，就出了问题，拂菻国呢？他去过吗？应该没去过。因为，拂菻国亦即拜占庭，“胜兵约有百万，常与大食相御”，为此，拂菻曾多次遣使大唐，从贞观到天宝的一百年间，前后共七次，想与大唐结盟，陷大食国两面受敌。
拂菻与大食“相御”，说明两国处于战争状态，杜环随军游历，不可能进入拂菻，所以，杜环关于拂菻的记载，除了“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萨突厥”一句，是无需进入其国内，仅从外部就可以确认的地理位置，其余就是“鬼市”与“女国”之类的传闻。
此外，杜环所言各国，都在大食势力范围内，应该是他亲历过的。
杜环随呼罗珊大军从末禄往摩邻国去，他发现“从此至西海以来”，都是波斯人和大食人“参杂居止”，因为大军走的是呼罗珊大道，它不光是一条连接和平城——巴格达到呼罗珊的有邮传驿站的官道，还是连接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一条历史通道。在这条大道上，大食文明历历在目，波斯帝国文化遗产也闪闪发光，有拜火教创始人琐罗亚斯德故里，还有过波斯帝国的君王走向拜火圣殿的步行登基礼。
从末禄到和平城——巴格达，行程约2340公里，当大军从巴格达所在的亚俱罗继续西行，其行军路线，沿着幼发拉底河溯流而上，往苫国——叙利亚去。按照部署，呼罗珊大军在亚俱罗和苫国补充食源、兵源和水源，足足待了两年的时间，然后，由苫国转道南下，沿苫国大道走向大马士革、约旦、巴勒斯坦。
期间，杜环经过耶路撒冷，他称之为“秧萨罗”，宋岘说，他应该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清真寺里听了一次阿拔斯王朝第二代君王阿蒲恭弗做的有关战争动员的演讲，然后，从耶路撒冷出发，往摩邻国即今之摩洛哥去。《经行记》说，摩邻国“在秧萨罗国西南，渡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大碛”，是大沙漠，在西奈半岛上。（不过，张一纯笺注，却以“秧萨罗”为“秋萨罗”，地点也不在耶路撒冷，而在西班牙，在此，我们依据宋岘之说。）
这一路行来，杜环涉猎了文明古国的两个源头，一个是亚俱罗所在地的西亚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源此，还有一个就是北非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文明源此。
在古巴比伦文明的遗址上，一个新的帝国正在冉冉升起，那就是大食国，在《经行记》十“大食国”里，杜环如是说，“大食”又名“亚俱罗”，但“大食”又是什么？张一纯笺注，诸说之中有这样一说：“阿拉伯”的意思为“明哲”，而波斯语，则将“明哲”称之为“大食”，中国人因波斯而知有“阿拉伯”，所以因袭了波斯人的称谓。
当然，这是从文明上来说的，把大食说成了一个“明哲”的国度，这样的国度，要建立在做学问上，求知上，一如其国之圣训：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只此一句，便道出大食对中国向往，可当时中国人又怎样看大食呢？杜环是这样看的——“其士女环伟长大，衣裳鲜洁，容止闲丽”，完全符合衣冠人物标准。但与中国仕女又有所不同，他注意到，大食国人，“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要把脸遮蔽起来，不可示人。还有，国人“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从早到晚，一天要做五次礼拜。他还注意到，该国有斋戒月，斋戒时，竟然“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斋戒期间，夜里饮食，照旧吃肉，而且提倡凡有余财者，都要宰牲，把肉分作三份，一份自用，一份送亲戚邻居，一份济施贫穷，这大概就是做“功德”吧。
张一纯指出，王国维校本“食肉”作“不食”，“杀生”作“不杀”，有误。显然，王国维是想当然地用了中国礼仪来校读大食国教礼拜，其误就误在过于文化自信。
杜环还发现，大食国人崇尚节俭，不但“断饮酒，禁音乐”，而且“葬唯从俭”，这一点很像中国的墨者之徒，但节俭并非出于短缺，而是基于富足，对于那份富足，他是这样描写的：土地所生，无物不有，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这几句，将亚俱罗那一方水土及其物产，还有交通与市场以及商品又多又便宜，都说清楚了。
他还特别提到了几种商品，眼见作为交通工具的“驼马驴骡”，满载货物，“充于街巷”，其中有石蜜，即今之冰糖，“刻为卢舍，有似中国宝舆”，而且“粳米白面，不异中华”，看来，这是一个容易使人联想起中国的地方，更何况，那市面上，还有多得数不胜数却为中国所稀罕的琉璃器皿，那些琉璃，多为大食国自产，宋人赵汝适在《诸蕃志》里，也提到大食国琉璃，言其烧炼之法，原与中国相同，只是多加了一料，就变得贵重。
看来这是个中国人宜居的地方，果然，他在此地见到了不少中国人，其中有几位，还在《经行记》里留下了他们的名字，他们都是令当地人羡慕的中国工匠，是织匠、机匠、画匠、金银匠等，通过民间贸易渠道，不远万里来到大食国，来做什么？
中国国王的礼物
当时，在两河流域文明古国的遗址上，一个新兴帝国的帝都正在兴建，世界上哪还有比这更大的商机？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唐人，世界上最早的唐人街可能就出现在这里，这个新兴的城市叫什么名字？叫“巴格达”，那么“巴格达”又是什么意思？
宋岘在《唐代中国文化与巴格达城的兴建》一文中，引用了中世纪阿拉伯学者雅古特《地名辞典》里的说法：“巴格达”一词，源于伊朗语，“达”是礼品的意思，“巴格”是中国国王的名字。用“中国国王的礼物”，来命名一个城市，尤其是一国之都，说明两国之间，建立了何等深厚的友谊！然而，究竟是什么值得用这样一个名字来命名城市？
贸易，除了贸易还是贸易。唯有贸易，才有这么大的魅力。想想吧，那些大食商人，带着他们朝贡得来的“中国国王的礼物”——瓷器、丝绸等回到大食国，将它们陈列于市场，人来询价，他们会怎样回答？当然不说“中国制造”，这太一般了。一般的产品，哪能卖出高价？要说是“中国国王的礼物”，也就是“巴格达”，高额利润就产生了。
当一座城市，你也巴格达，我也巴格达，虽然有真有假，鱼龙混杂，但它先是作为一张城市名片出现，后来又被当成了城市标签，由此爆发巨大的广告效应，收获了丰硕的经济效益，正是对高额利润的不断追求，命名了一座新兴的城市——巴格达。
除了那些传统商品，还有当时的高新技术——中国造纸术，那就更是“中国国王的礼物”——“巴格达”了。造纸术在它的发祥地中国，从汉到唐，并未有世界性的影响，可在大食国却不一样，造纸术带来革命化的浪潮，掀起了一个又一个巨浪。
先是在九世纪，掀起了一个革命的浪头，超越了古埃及被称作“法老财产”的莎草纸。百年之后，又掀了一次浪头，超越了欧洲人羊皮卷和牛皮卷。
这一时期的革命，在市场经济里进行，阿拉伯人用中国纸，革了古埃及的莎草纸和欧洲的羊皮纸的命，统一西方书写市场，获得垄断利润，可以说是市场革命。
与之并行的，还有文化革命，以中国纸为媒，伊斯兰教得以广泛传播，其普及性较之犹太教和基督教均有过之，因为，经过书籍的推广，教义之发扬，都有赖于纸张，正是中国纸推动了伊斯兰教的扩张，没有哪一种力量比得过造纸术对宗教信仰的传播。文化革命围绕着造纸工人和中国纸市场，形成了文化与科学的大都市，巴格达的荣耀，不在其君王，而在市场，在于它不但是个百货齐全、民生富足的商品市场，更在于它是个书籍密集、思想者众多的文化市场，是学者思考和诗人吟咏的大雅之堂。
从撒马尔罕到巴格达，只有在巴格达，在文明起源与文明冲突的地方，造纸术才显示其革命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伊斯兰教掌握了造纸术，就比基督教、犹太教更有利于传播其宗教信仰，阿拉伯文明利用造纸术就能赢得同基督教文明的较量。总之，造纸术在中国波澜不惊，显得很平常，在大食却掀起了文明的巨浪。
杜环随军从中亚来到西亚，从西亚来到北非，终于到了摩邻国。“摩邻”，是阿拉伯语音译，意为“日落之地”，用来称呼“西方”。
此次远征，除了对付叛乱，还触及了文明冲突的深层次的问题，当远征军带着中国纸和造纸术来到北非时，古埃及文明流传下来的唯一成果——莎草纸，就被中国纸取代，而整个北非，也就被阿拉伯文明所覆盖，希腊化世界跟着退出了北非的历史舞台。北非亚历山大港，自托勒密王朝以来，就取代雅典成为了希腊化世界的中心，值得一提的是，它有个特别的标志，那就是图书馆，用莎草纸造的图书馆。
为什么希腊人要在古埃及建世界最大的图书馆？因为只有在埃及，才能解决图书所需要的纸张问题，惟有古埃及文明的遗产莎草纸，能为古希腊的知识生产和普及，提供具有足够产能的纸质载体，那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像模像样的建个图书馆的地方。
那时的中国怎么样？还只能书写在简帛上，不能为图书提供纸张。
作为最初的图书馆，它第一次将人类知识汇集起来，在此之前，知识是区域性的，但自从建成这一世界性的图书馆之后，人类的知识也随之而成为世界性的了，它像一块巨大的知识和思想的“磁铁”，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者，来这里“为学术而学术”。
应该说，这是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对雅典的一次文艺复兴，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次文艺复兴，但这次文艺复兴，被罗马人用无情的战火一而再地毁灭了。前两次毁灭，跟凯撒有关，是因为战争。第三次，则跟宗教有关，罗马皇帝颁布敕令，定基督教为国教，要求人民做基督教徒，下令捣毁异教教堂、庙宇以及图书馆。
然而，在这片莎草纸的产地上，充满了一种再生的力量，图书馆毁了，还可以重建，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等到阿拉伯人纵横这片领土时，发现这里又兴起了图书馆，于是，再添一把火，又给烧了，此后，这里就再也没有图书馆出现了。
因为在市场的革命中，莎草纸被中国纸淘汰了，没了莎草纸，谁还在这里建图书馆？当杜环路过此地时，图书馆早已灰飞烟灭，再无半点文艺复兴的星火。
如果需要重建一个新的图书馆，应该选在哪里？当然是中国纸的产地，还得到“中国国王的礼物”——“巴格达”去，果然，阿拔斯王朝开始了图书馆建设。
图书馆在巴格达，延续了波斯人的说法，被称之为“智慧之家”，大食国人受到古兰经的指令，将“智慧”神圣化，信奉“学者的墨水比殉教者的血水更为神圣”的圣训，对世界采取“拿来主义”，开启了以“翻译运动”为主导的“黄金时代”，其知识范围，从希腊到中国，无所不包，但那时中国，并未形成世界学术中心，却在国内出现了不少书院。
可见，那一时期的世界，似乎都在为文艺复兴的到来做着准备。当然，这些都是后话，都是后来人才总结出来的。杜环当时想不了那么多，他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回国。我们不知他从摩邻国回来以后，是否回到了巴格达，也不知他是以怎样的身份回来，究竟是作为战俘自己逃回来的，还是作为自由人自己选择回来的？或者是作为阿拔斯王朝的使者被派回来的？若是前二者，他有可能从红海回来，若为后者，或从波斯湾返程。
如果我们假设他是作为阿拔斯王朝的使者被派回来的，那么他就应该回到巴格达去，从巴格达出发，经由波斯湾往“中国海”去，那时的大食人，没把印度放在眼里，他们直接就把印度洋称作“中国海”了，仿佛中国不在万里之遥，而在其家门口。
雅古特《地名辞典》卷三“苏哈尔”条，称波斯湾南岸阿拉伯半岛上的苏哈尔港为“中国走廊”，说它“是东方和伊拉克的宝库”，是个放舟万里、四海通商的去处，杜环很有可能作为大食国的使者从这里前往中国。
我们为什么要假设他是个使者呢？因为，他或许已加入伊斯兰教，《经行记》“大食国”条里有一条线索值得提一下，他说：大食国里有可容数万人的礼堂，“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显然，他在场听过，若非身临其境，他不可能如此“王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漫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生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若非信徒，他岂能参加礼拜聆听“王曰”？他还说，大食国人对于“王曰”可谓“率土禀化，从之如流”，他本人多半也就“从之如流”了。
总之，杜环从巴格达回到长安以后，就再次失踪。或者他又回到巴格达去了？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