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告“引退”，李宗仁成为代总统后，主张与我军和谈。
李宗仁为了表现自己和谈的诚意，在自己有限的职权范围内做了一个决定——释放一部分在全国各地监狱中关押的政治犯。
事实上整个过程中，中共地下党在其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在南京潜伏的中共地下党通过关系，积极与时任南京政府司法行政部刑事司长的杨兆龙取得联系，杨兆龙事后经做司法行政部部长张知本的工作后，在短短几天内就走完了释放政治犯的全部流程，还让李宗仁在上面签了字。
就这样一大批经党组织饮酒的中共地下党员一同获释。
1949年2月，上海提篮桥监狱，一个名叫李时雨的中共地下党员也被释放出狱，在被关进监狱前，他的身份是国民党军统局少将。
让人差异的是，李时雨之所以被捕，并非是因为身份暴露，而是因为戴笠死后，军统内部派系斗争，结果翻查之下把李时雨早年革命经历给翻出来了，但因为并无实质性证据，李时雨后来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却始终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
一直到获得释放后，李时雨才算彻底解脱。
两个月后，李时雨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并再由香港回到了北平。
因为李时雨常年从事地下工作，所以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但在听说他回来以后，刘少奇却在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来见他，因为在过去战争年代，刘少奇没少从李时雨手中获取情报。
一番对话让两人颇为感慨，刘少奇更是盛赞他：
“你一个人就能顶三个师。”
“敌营搏斗十八年，刀光剑影无形战”
1908年，李时雨出生于黑龙江巴彦，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他幼年时经历的是最传统的私塾教育。
李时雨的原名叫李亭芳，之所以后来改名，完全是受到《水浒传》的影响，他在校读书期间，便经常与同学谈论水浒传，非常崇敬和赏识及时雨宋江，好友孔繁文便以宋江的绰号“及时雨”，为老友取名为“时雨”。
不过，因为家里穷，李时雨的求学之路一度十分艰难，考入绥化省立二中时，因家里继祖父去世，家里不愿意出钱继续供他读书，李时雨只好辍学，与好友孔繁文一起补习功课，后来在新发屯开明士绅张二爷出面说情的情况下，家人才勉强同意他升学。
1925年，李时雨考入齐齐哈尔省立一中，又碰上了上海五卅惨案发生，李时雨与同学们一起声援上海工人运动，结果遭到当局反对，学校后来也被迫解散。李时雨后来通过努力，考入了天津南开中学，接受到了更加开明的思想教育。
在家人反对李时雨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后，李时雨与同学一起来到北京，并考入国立北京政法大学法学系。也就是在校学习期间，李时雨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后，李时雨的家乡也一并陷入日伪统治之下，而当时国民党当局却打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这让李时雨等一大批爱国学生愤慨不已，当时中共河北省委号召东北青年喊出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委派下，李时雨也回到了家乡，并在各地积极联络。
1932年4月间，李时雨与王家善、孔庆尧一同成立了黑龙江省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并共同推举王家善为司令。
遗憾的是，这支队伍后来受王家善策动到了齐齐哈尔当了伪军（王家善于1949年营口起义，任第四野战军师长），这支队伍后来散了以后，李时雨遵党组织命令，继续返回北平完成学业。
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事儿是，到了1933年，因日伪军威胁平津，中共地下党决定，通过安葬被张作霖在1927年4月28日处以绞刑李大钊来反对当局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爱国志士的群众运动。李时雨受党组织委派，出席了李大钊出殡仪式，并亲自护送李大钊的灵柩进入万安公墓安葬。
也是因为这个举动，李时雨后来受国民党军统内部派系倾轧，被关进监狱之中。
事实上参加完李大钊出殡仪式后，李时雨就受党组织委派，潜伏到东北军中，这年是1934年。
当时中央法学院党支部书记张敬载介绍李时雨到张学孟麾下工作，张学孟那时已经担任了东北军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因与张学良常见面，加之学识出众，受张学良格外赏识。
1936年2月，李时雨赴西安，与地下党组织顺利街头，并接受任务安排：
一是了解东北军的基本情况；
二是做张学良公馆内警卫人员及“剿总”各厅处人员的工作，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一直到西安事变后，经地下党组织慎重考虑，决定让李时雨留在天津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凭借自己法学院毕业这块招牌，李时雨顺利在法院找到了一份工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整个华北沦陷，尽管李时雨与党组织接触更加困难，但利用身份的便利，李时雨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天津沦陷后，李时雨继续潜伏在天津，1939年初，天津地下党组织给他安排了两项任务：
一是从租界地向外运送电台机件和马达；二是营救冯骥同志出狱。
李时雨一开始考虑让妻子孙静云伪装成新娘，佯装春节期间串亲戚，将电台的零部件运送出去，但最终因不安全作罢，思来想去，李时雨想到利用伪法院身份，办理通行证，借公用车，伺机将电台部件运送出去。
一次，李时雨对院长谎称：
“我家那口子要来天津，无奈我混得太差，竟没好车去接！太没面子了！”
院长还以为是小伙子喜好虚荣，出于赏识大笔一挥，将自己的爱车借给了他。
任务中最难完成的，当属营救同志冯骥，因为他被逮捕时身份已经暴露，在日伪统治地区，只要与共产党三个字沾边，基本上很难逃得过，营救的难度也相当大。
李时雨精心设计了一套方案，他利用担任伪天津市高等法院书记官长，强行调阅书记官案卷，将其中有关冯骥同志的案卷全部拿出付之一炬，随后他将书记官叫来，指责他随意丢失案卷，这位书记官吓的脸色苍白，连忙求饶，李时雨故意出主意：
“可能是日军轰炸时烧毁了。”
日军进攻天津时，曾大规模轰炸，这位书记官见上司肯为自己打掩护，高兴还来不及，也顾不上印证。
因查无实证，李时雨暗中将冯骥从监牢中调出放走了。
“你就放心大胆地往上爬”
1940年，汪精卫与日媾和，并建立起傀儡政权，与此同时，日军在华北成立的伪政权，也合并到南京汪伪政权下辖。
为了充实力量，汪精卫、陈公博大肆延揽人才，李时雨也被看中，随即被选为伪国民党第六届代表大会代表，有了伪国民党“六大”代表和天津市党部执委会常委的身份，加之法律专业大学毕业和法院工作的经历，李时雨受到了汪伪政权二号人物陈公博的看重。
1940年，陈公博赴上海任伪市长，李时雨也摇身一变，成了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立法委员、法制委员。甚至于当时陈公博的秘书莫国康每天都吩咐身边的人，将陈公博看过的报纸、文件给李时雨一份。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开始负责地下党的工作，短短几年光景，李时雨便摇身一变成为了汪伪政府的高级官吏，这也让李时雨内心一度感到不安。
李时雨的妻子孙静云也是一名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他与丈夫是在1933年成婚，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两人常年聚少离多。
1940年夏，孙静云乘坐火车前往南京与丈夫碰面，乍一见面之下，孙静云简直有些不敢相信，眼前这个打扮得光鲜亮丽的人，就是自己的丈夫，等到把妻子接回家以后，李时雨这才松了一口气，并将自己的顾虑与妻子说了一边。
“组织上对我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李时雨言下之意，其实就是想问，自己在敌营越升越高，组织上对自己的这一行为是怎么看的。
孙静云依照丈夫的嘱托，与组织负责接头的何松亭说起这件事，何松亭尽管也是从事地下工作多年的老地下党，可李时雨这样一种情况，自己之前也没见过，思来想去，何松亭建议孙静云：
“你不如直接去找根据地部长级领导汇报一下工作。”
在何松亭安排下，孙静云到了根据地，找到了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一听孙静云介绍的情况，许建国鼓励他们：
“你回去告诉时雨，让他大胆往上爬，对伪组织不管什么部门，应广泛打入。”
李时雨收到指示后，心里顿时有了数。
在汪伪政权中，李时雨地位逐渐攀升，直至掌握军法处，因为身居高位，因此能够接触到大量的机密情报。1942年，汪伪政府成立“清乡委员会”后，加大了对新四军的清剿工作，李时雨每次都能通过渠道，提前获得消息。，李时雨将内容写好后，交给妻子孙静云，孙静云将情报藏在挖空的肥皂中，通过地下情报网传递出去。
陈毅接到李时雨的情报，曾当着众人的面惊叹：
“这至少帮我军增添了一个师的兵力。”
一直到1945年初，为了方便工作，李时雨夫妇的组织关系从北方局转往华中情报局，并策动了汪伪政权在上海的军警武装起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统局上海沪郊指挥站负责人余祥琴拉拢李时雨到军统工作，两人本来有旧交，余祥琴也很欣赏李时雨工作能力，希望他能为自己效力，李时雨故作疑惑的问：
“我原来跟过陈公博，这样做怕是不妥吧。”
一听李时雨表示怀疑，余祥琴立马给他解释：
“现在军统拉汪伪人员入伙比较普遍，沪郊指挥站曾经报了些吃空饷的假名，可以给你顶替一个，很少有人认真审查。”
经请示党组织后，李时雨摇身一变又成为潜伏在汪伪政府的军统特工。
因为假身份编得太过逼真，以至于老奸巨猾的戴笠也没有发现，一次宴会上，戴笠还特意问余祥琴：
“哪一个是李时雨，把他叫过来我们喝一杯。”
李时雨也不傻，一见戴笠如此“赏识”，立即举杯上前：
“学生不才，都是戴先生领导的好。”
一席马屁话说得戴笠心花怒放。
李时雨打入军统后，没过多久便当上了军统上海区第二组组长，军衔少将。
严酷刑罚不改其志
李时雨到军统后，便卷入军统内斗中。盖因余祥琴在军统内树敌颇多，李时雨也遭到了莫名针对。
没过多久，一封“举报信”就送到戴笠手上，因为证据充分，戴笠也忍不住有些怀疑，但他还是不希望自己当众夸奖过的人有问题，于是找来了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督察长李国章询问，巧的是李国章也是潜伏的中共地下党成员，与李时雨属于同一条战线上的人，李国章三言两语就打消了戴笠的疑虑，还若有若无的说了一句：
“没想到现在军统内部的派系斗争，还是这么激烈。”
一句话，让戴笠把对李时雨的怀疑降到最低。
可戴笠死后，没有人再为李时雨挡枪，余祥琴也自身难保起来。
军统上海区军法处处长沈维汉与余祥琴关系不睦，两人有着很深的矛盾，于是暗中悄悄摸排余祥琴身边的人，一查之下发现，李时雨与他的弟弟、妻子在日伪时期，因有共产党嫌疑而被捕过，顺藤摸瓜之下，查出了他在东北时期的一些革命经历，而且在余祥琴的档案中，也没有找到他派李时雨潜伏到汪伪政权中的记载。
沈维汉暗中定计逮捕李时雨，让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刘方雄出面邀请。
李时雨心里很清楚，这一去是凶多吉少，于是去之前特别嘱咐身边的司机阿根：
“一个小时后，如果我不出来，你就回家。在家门口等上两三天，但凡有人来找我的，就说我被捕了！”
尽管阿根并非是潜伏的地下党员，但他平日里受李时雨照顾，见李时雨被捕后，立即守在李家门口，逢人来找就告诉他们李时雨被捕的消息，挽救了一大批潜伏的地下党员。
李时雨被关在上海南市军统看守所，军统特务对他施加了“压杠子”、灌凉水等酷刑，尽管身受多重折磨，但李时雨却始终面不改色，他心里很清楚，对方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证明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于是故意在监狱大闹，甚至拒绝在审讯笔录上签字：
“八年来你们躲到重庆，不打日本鬼子，今天来迫害我这同敌人艰苦斗争的地下工作人员，真是丧尽天良！”
军统特务后来改变策略，故意派人假扮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与之接触，但在老辣的李时雨面前，统统都不够看。
就这样，李时雨在狱中巧妙地与军统特务周旋了几个月，军统特务最终没有拿到实质性的证据，只好将李时雨转移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继续关押，并指使法院以“汉奸”罪名，判处李时雨七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尽管党组织曾多次想方设法营救，却始终没有办法。
一直到1949年李宗仁上台后，急于与我军和谈，并释放了狱中一大批的“政治犯”，那时保密局（军统改称）已然自顾不暇，对李时雨也疏于防范，所以他也在被释放之列。
李时雨出狱后，立即恢复与党组织联系，继续在上海潜伏，联络上海工商业，宣传我军政策，并积极策动在上海的军警特务起义，到解放战争末期，保密局特务在上海展开大肆破坏，到处缉捕中共地下党员，特务头子毛森也时常派人盯梢，党组织考虑到李时雨已经暴露，于是命令他撤出上海，经香港转道北上。
在香港时，驻香港办事处万景光拿了一本线装书交给李时雨，让他到北平后交给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
李时雨到北平后，将书完好无损地交给前来见面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顺利完成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情报传递任务。
建国后，李时雨在中共中央社会部情报总署，军委联络部工作，1978年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
1982年，离休后的李时雨写了不少有关战争年代的回忆录，特别是在敌营潜伏时期的一段经历。
北燕南飞朝不归，漫长征途白发垂，
江山万里披锦绣，一篇史书报春回。
1987年，年过八旬的李时雨将全部的一万元积蓄捐给了老家黑龙江巴彦，用于奖励考上大学总分前三名的学生，后来被县委命名为“李时雨奖学金”，时至今日，巴彦县高中依然还设立有“李时雨奖学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