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一首澎湃激越的民族交响乐
—我国交响乐指挥第一人“满腹经纶李德伦”
李翔德
李德伦一生为交响音乐和音乐美学教育而奔走呼号，犹如昔日的蔡元培。他的文章与谈话，就是一部很好的音乐美学。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交响乐”，“一部澎湃激越的民族交响乐”
住五七干校也有好处，那就是可以结识一些平时未能结识的名人。我同山西省妇联主席黎颖就是在交城五七干校认识的。通过她又认识了我国中央乐团著名指挥、中国交响乐指挥第一人李德伦。他是黎颖的亲弟弟。李德伦1917年6月16日生于北京前外鹞儿胡同31号一个小四合院中。原籍河北沧县李天木新庄。其祖先跟随明成祖朱棣为明王朝立过汗马功劳。朱棣在北京被封为燕王，他的祖先也在河北扎下根来。到他这一辈已是17代了。李家曾是沧州回族八大家之一，但到了他祖父时，家道中落，带着他奶奶、大伯父李际春、大姑、二姑离开沧县到了丰润县南关，在这里生下了二伯父李荣春、父亲李宏春。大伯父李际春曾投笔从戎，进入保定讲武堂。吴佩孚是他的同学，北洋军阀中很多人都是他的朋友，张作霖还是他的拜把兄弟。他还曾作为袁世凯的总统府侍卫武官、将军府中的“际威将军”随王怀庆讨伐蒙古。二伯父是家乡的大地主。李德伦的父亲先念警察学校，后随伯父到沈阳上“法政学堂”，毕业后当律师，还曾在北京军警督察处任职，侦破过当时著名的“金店”抢劫案。父亲娶的是一位念过师范的回民女学生铁桂兰（铁敬欧），这便是李德伦的母亲。李德伦兄妹7人，李菊同是他的姐姐，李菊同即黎颖。李德伦从小生活无忧，是一位“小少爷”。1934年，李德伦上了北京师大附中，以后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少共（cy），同年冬被吸收为中共正式党员。他自幼酷爱音乐，抗日战争时期就读于上海的音乐专科学校，开始接触交响乐，练习指挥技术。1946年，他抵达延安，在艰苦的条件下，参予筹建中央管弦乐团。从此，他把终生献身于我国的交响乐事业。1953年，他成为中国派往苏联学习交响乐的第一人。学成回国后，进入中央乐团，为我国交响音乐作出了一系列贡献1980年，获文化部授予的指挥荣誉奖 。1985年，任巴黎国际梅纽因小提琴比赛的评委。1986年，获匈牙利政府文化部授予的李斯特纪念奖章。1987年，在首都体育馆，指挥11个音乐团体、800多名演奏者举办了“交响乐之春”音乐会 。1997年，被授予俄罗斯“友谊勋章”。1999年，在第二届在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式音乐会上，与斯特恩再度合作演出。2001年10月19日，在北京因病逝世 。
他热爱交响音乐事业；爱惜人才，善于培养人才；乐于作宣传普及教育工作；强调学生的音乐美学教育；他提出要“培养观众”的口号，并亲自到学校、工厂、机关讲解交响音乐知识，足迹遍及全国；他甚至亲自跑基建，为兴建北京音乐厅而奔波。同时，由于他知识丰富，通晓历史，尤其对音乐的历史非常熟悉，因此能更深刻地理解交响音乐，把它贯穿于精湛的指挥艺术之中。对高雅音乐、通俗音乐、流行音乐、歌曲、普及与提高，音乐艺术的起源、发展，中西音乐，音乐艺术为谁服务以及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他的谈话，充满艺术辩证法，美学思想也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惜我同他相识太晚了。1980年初，我请她们姐弟二人到我家做客。那时我已是山西人民出版社的人，但仍住原单位山西日报宿舍的排房中。详情不记得了，但李德伦不坐沙发，这我至今记得清楚。他要坐椅子，因为他的肚子太大了。加上他的个头，真可谓一个“大块”。同年11月和1981年初，我去京到他所住和平里的家中做客。他的房子、客厅那是很排场的。可不像董寿平、张岱年所住的小房子。我们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他还让他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的女儿，找票请我去看了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著名演员于是之等原班人员，演出的著名话剧《茶馆》。特别值得记述的是11月7日晚他同我的谈话，那可是只有好朋友才会有的非常交心的交谈。我记了整整5页的笔记。当时无法见报，所以一直保存了下来。稿子已经黄得快要发霉了。2004年来五台山参加五台山第一届佛教文化节，我把它带上，就在开幕式那天晚上，我拿出来看，艰难地辨认着我那潦草得连自己也难以辨认的字。那是很值得辨认的。因为几乎字字珠玑，思想闪光，超脱、超前、新颖，今日读之，亦爱不释手。我兴奋得睡不着了，不禁惊叹：好一个“满腹经纶李德伦！”
他说：文学艺术当然包括音乐，不能往资产阶级的方向提高。其实，资产阶级文化也不是他自己的。没有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怎么能有无产阶级反资产阶级？工农兵、体力劳动者也有文化，也需要提高文化，不是把脑力劳动者变成体力劳动者。要知道往工农兵方向“提高”就有个往封建主义降低的问题。而封建主义文化连资产阶级文化也不如。
农民自己在文化上的方向是什么呢？农民满足于自然经济，自给自足，不要知识，不要科学，“打天下，坐天下”等思想倾向，能往这些方向去“提高”吗？这从社会发展来讲，不是前进，而是在倒退。
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经济，使人民富裕起来。穷，不是社会主义。名要与实副。穷，社会主义名不副实。财主姓王，你姓了王也不等于富。富不起来，叫社会主义也未必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从中央乐团来说，恢复容易，要上，要更进一步，就难了，就要看由谁领导了。外行领导内行，用最没知识的方法，搞社会主义建设，让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有的还被打成右派，他们的作用怎能发挥出来。
文学艺术的发展是同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连的。有了工业，才有了交响乐。当然还要有人的思维、听觉的发展、科学的发展、乐器制造技术的发展，才有交响乐的发展。不可能很通俗。但它要反映社会思想感情，而且很深刻，所以，不可能随便一听就懂，需要有一定文化艺术的修养。
自从有了社会分工，产生了两种劳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脑力劳动所创造的精神文化，也属于社会和人民，不只是属于资产阶级。我们的任务是把高雅的音乐、文化，还给劳动人民，使他们有更多的文化知识，更高的文化修养，使社会更进步。才能缩小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最终消灭差别，实现共产主义。
“曲高和寡”，不是优点，是缺点。群众的欣赏能力普遍提高了，和者就不寡了。而这正说明了社会的进步。
通俗音乐，流行音乐也是社会所需要的。更多地反映生活，反映爱情，也无可厚非，但不能不要理想。
交响乐之高雅就在于它为达到理想而不惜付出一切，甘愿为之牺牲，为之奋斗。从古典大师到近代大师，他们通过交响乐，所追求的都是人类美好的理想和愿望，显示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是应当加以提倡的。不能因为“曲高和寡”就不要或轻视它。
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李德伦认为在战争时期是非常正确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品和欣赏的水平要提高。过去“一把二胡闹革命”，现在不能还是满足于此。认为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就没落了，没有任何可取之处，未必是如此。资本主义是不是发展到了垂死阶段，那是个经济学问题。对西方的艺术，不能一概抹煞。
关于听懂听不懂的问题：李德伦说：在贝多芬那个时代，对贝多芬的音乐，人们就说听不懂，因为他的声音、技巧太大胆，不合贵族的口味。我们对古代和现代音乐，就听不懂。科学、哲学也是这样，对创新的东西，就不太懂，理解不了。现在已是原子、宇宙、航天时代了。12音体系，就很反映生活。人的语言、听觉，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一步步发展的。在原始社会初期，只有简单的呼号，以后，5声音节，7声音节，12个半音，12音体系，等。先别说违反常理，先别扣帽子。要了解艺术发展自身的规律。
他说他1977年去西德，有一位袁女士也去了，听了音乐会，演奏的作品，是被人们称为形式主义的作品，很“反动”，根本不符合人的感情。曲名叫：《华沙幸存者》，内容是：一首诗，幸存者的叙述，朗诵，德文词，合唱，乐队演奏……。一听，我说够呛，听不出所以然。同我一起的袁女士她本来也不懂西乐，但她说：我很受感动，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抒发出一种对法西斯的愤懑、痛恨，揭露了法西斯的残暴、凶恶、毫无人性。说明形式主义其实并不只是形式，它也包含着丰富、深刻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把听不惯或一时听不懂的东西一律斥之为反动。
肖斯达科维奇，是苏联作曲家。1953年，他创作出《第十交响乐》。1954年李德伦去苏联时，听了这个曲子，当时心中觉得很压抑，阴暗而凄惨。第三、四章表现和平，也觉得莫名其妙，无乐观感。心想：苏联是我们的明天，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想不通。
1976年，周总理逝世了，全国人民陷于绝望之中，忧虑重重。李德伦当时骤然感到处于危险状态，赶紧收拾屋内的东西，担心被抄家。当他翻出《第十交响乐》谱时，一看，呀！曲子所表达的情感与自己这时的感情完全一致，深感此曲内容非常深刻，把自己内心的感情和盘托出来了。
他心想：肖氏1953年写这首曲子，是否当时苏联也处于“十字路口”呢？苏联人民当时也有一个不知去向的问题呢？当时，斯大林刚死，人们在忧虑，整个人民心理已够呛。沉重得很，憋得慌，闷得很。预感到有一种不祥之兆即将来临。就像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第十交响乐》，它确实表现了一个时代，表现了当时苏联人民的忧虑、苦闷心情。作曲家的伟大正在于此。他说：“但对它，我过了23年，76年我才理解了肖氏的作品。”
李德伦说：“作者肖斯达科维奇，被认为是贝多芬之后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他代表了一个时代，不仅是苏联，他是世界伟大的作曲家。”
“所以，认为帝国主义时代，艺术都没落了，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要分析，具体分析。”
当时，北京搞了两个“新星音乐会”， “新秀音乐会”。我都亲临现场欣赏了。“梦想随着音乐飞”。这是我自已的体会。当时，李谷一正红极一时。邓丽君的歌曲，也在青年中流行。我问李德伦先生对于这种“音乐现象”，有什么看法。他说：“我不排斥通俗歌曲和音乐，但满足它情操就上不去。现在有人认为邓丽君的歌曲太软，应当批格调不高……。我不想为她们辩护，但说句公道话：我们很多领导推崇民歌，认为它反映人民的声音。其实，民歌中主要也是男女爱情或情爱，尤其是山西民歌，有的民歌描写两性之爱，并不是更高尚。山东民歌，粉得不得了。决不能用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现在的流行歌曲，是城市民歌。为什么把城市的民歌贬得那么低，而把农村的民歌捧得那么高呢？这岂不是要回到古代，用封建主义的东西代替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说什么提倡流行歌曲会降低情操，其实我们连资本主义的情操也没有达到。这就像苏联的索尔仁米琴不坐汽车，要求坐马车，回到地主贵族的庄园。”
“贝多芬写人与命运的斗争，要求个性解放，同封建主义的压迫作斗争，追求人的理想境界。柴可夫斯基表现一个人一生的不幸与苦闷。表现知识分子的苦闷。对理想的描写真实、热烈。安纳其主义，走向农村，歌颂纯朴农民的快乐。现在，很多作品反映对原子弹的恐惧、不幸，整个社会受到压抑、反抗和呼号。”
关于重大题材，他认为，这牵涉到时代精神，表现崇高精神、内涵深刻。
柴可夫斯基《悲怆交响乐》第一乐章，开始使人感到压抑、低沉、叹息、寻找、追求、奔走、安静、理想、梦想，命运撞击，迷梦被打破，斗争，惨败，倒戈，理想，爬起，用沉重的脚步，重新走向生活，走向远方，消失。第二乐章，舞会。第三乐章，残暴势力胜利。第四乐章，伤痛，几度挣扎，死亡。
他说：“赵丹遗体告别时，我配用了第四乐章和贝多芬《英雄交响乐》第二乐章。他临死时说他不喜欢哀乐，喜欢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捷克）的乐曲。就像读了《地主之家》、《前夜》，感到了知识分子在沙皇统治下的社会被压抑的状况，对生活的追求，对理想的渴望。鼓舞人们为真理而奋斗。这比个人的失望、不幸的感情、境界要高得多。想的是为社会，为人类，为民族的解放而斗争，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屠格涅夫的《地主之家》、《前夜》，表现了女性的内心之美，心灵之美。”
谈到人才，李德伦说：山西有人才，不是没有。歌舞团，打了很多右派，因为都是乐队演奏员，只是对乐队建设提了些意见，就被打成了右派。傅聪的父亲傅雷，抗战时我就认识。当时上海处在日伪统治下，而此人很守节。我们学生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反对汉奸校长时，他支持我们。他教育孩子把我国优秀文化继承下来。傅聪虽是演奏肖邦、莫扎特的作品，但其中许多体现的是中国文学的意境。用中国文学、诗词的意境阐释其音乐，所以在世界钢琴家中是别具一格的。在反右中挨批，主要是因为他拔尖。在大跃进时，有人扬言让他回国后去劳动改造，好好整他。他得知回国后要让他到北大荒劳动，无法弹琴，便于1958年离开波兰去了英国。到英国后，从未说过中国的不好。他也不去台湾、以色列。凡是与中国无邦交的国家都不去。现在他经常回来讲学。只允许他讲学，不许公开演出。他是唯一一个在世界上站得住脚的中国钢琴家，自成一格，在世界上有特殊的地位。我们国内同他有同样水平的有四位钢琴家：顾圣婴、刘诗昆、殷承宗、李名强。顾在文革中自杀了。刘诗昆被关了6年。殷十年只弹了一曲。李名强手不好，难以发展。总之，没有一个把钢琴弹到底的。没有一个坚持把琴练下来的。而他，傅聪在国外的21年，一直练琴，一直在艺术上发展。
难道我们的钢琴家多吗？只有5个。他越讲越激动，尤其对顾圣婴的夭折，痛惜不已。他说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小姑娘，天才的钢琴家，钢琴练得那么娴熟，快速的触键技巧，尤如珠走玉盘。她的琴声，那样纯美、激越而抒情，力度和节奏，都令人赞叹。1956年，他第一次见到她。她是由上海到北京参加音乐节演出的。那年她大约19岁，人很瘦，弱不挡风，坐在那默不作声，就像个病人。但一练起琴来，精神就焕发出来了，此时就像另一个人。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陈传熙很赞赏她。1957年，他在莫斯科又见到她，她是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在这次比赛中，她弹的是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中有名的谐谑曲，还弹了一首肖邦的前奏曲。弹得非常好，非常动人，获得了金奖。评委们认为她的演奏“是一个奇迹”。她向世界宣示了她的才华，也为新中国音乐事业大大的争了光。但在1967年，她死了。她爸爸被下放到青海，她同她母亲与弟弟一起自尽了。李德伦先生说：“这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心里特别难受。像她这样的天才，在钢琴上能达到那样的高度，主要靠自己努力，没有得到国家很好的培养和保护，连命也没有留住，我那时也在牛棚，没有力量保护她，没有留住她的生命，真是对不起她。”
他说：“我培养过不少学生、接班人。得意的张凡，他在五十年代末期已能独立担任交响乐团的指挥，独当一面。将来有希望成为一个像样的指挥，很有发展前途。然而，由于他生活上不稳定，“文革”中积劳成疾，死了（1974年）。没接了我的班，我接了他的班了。”
“另外，我还培养了四五个指挥，在五十年代末期已经可以出山了。有的可以指挥交响乐，在毕业时指挥中央乐团召开的交响乐音乐会。而毕业后，再没有能指挥了。因为没有交响乐团可供指挥了。毕业即失业。开始即结束。”
最后，李德伦先生感叹他自己了。他说：“我在国外学习时，在学校虽不是最好的（国外有最好的）钢琴指挥，也并不很差。但现在我难以同人家相比。现在国外有名的指挥，一般也指挥了20多年，积累了大量曲目，有丰富的演出经验。而我虽也指挥国家乐队，也是20多年，好像同人家一样，实际上我原来在学校学的曲目，也还没用完。因为主要是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搞业务很少。若是能像人家那样，我也是世界为数不多的名指挥了。”
他说，去年（1929年）九月，他曾和北京音乐报的同志们谈及：“假如明年能给我们交响乐队三十一个星期进行正规的排练和演出，我们就可以医治好十年浩劫在艺术上给我们造成的创伤，恢复原有的水平。”
“我团自1956年建立，24年来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下乡下厂连续不断，我们只能在此间隙中搞点业务，以至在艺术上停滞不前。文革前仅排演了108个中型以上的作品，演出两次以上的保留曲目37个。十年浩劫，艺术遭到很大的破坏，连仅有的这一点曲目也忘光了。”
“四人帮”被粉碎后，经过三年恢复，到去年年底，他们共排了43个作品。其中恢复的22个，新的9个。可是这时又出现了一个经济压艺术的新情况。为了完成经济任务，乐团不得不拼命搞电影录音，搞轻音乐去赚钱。结果完成了上交任务，还有超额，大家还得到了超额奖。可是这一年，他们只排了4套交响乐音乐会节目。象这样下去，何时才能把交响乐专业搞上去呢！
他们并不甘心，对此很为着急。近几年连续来了几个国家的交响乐团，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其中有的水平，他们并不是达不到的。去年九月，就是在上述的情况下，被批准了1个星期，排17套节目。
现在是如愿以偿。今年自1月起，他们下定决心，订了计划，进行了正规排练，至今已坚持了39个星期，排练了19套节目，其中有一套完全是我国作家的交响乐作品。共演出了33场，其中新曲目12套，恢复旧的6套，共演奏了59个中型以上的作品。艺术上超过了过去的水平。从未碰过的难度大的如印象派和更现代派的作品，也能较好地演奏了。今夏在法国指挥皮里松先生的指挥下，用十个排练工时，就排出了一套难度很大的曲目。1980年是他们收获最大的一年，排练节目数超过了20年的一半。他说：“是的，我们是向前跨了一步，那么今后是否就可以大踏步前进了呢？
但困难还很多，解决不好，步子仍是迈不开。所以，他呼吁：还需要进行认真地改革。”
“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交响乐必将成为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艺术形式。世界上各发达国家的交响乐都很发达，如罗马尼亚，全国人口不多，却有14个交响乐队。而我国只有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地的几个屈指可数的乐团。10亿人口，平均两亿人有一个交响乐队，还不能集中精力去搞交响乐。”
他说，不要再搞轻音乐和电影录音了，专心搞交响乐这当然是“正业”。但交响乐赚不了钱（世界上各国交响乐没有赚钱的，多数靠国家出经费或靠募集基金），没法完成经济任务。搞轻音乐和电影录音还能有超额奖金。我们乐队一百余人，近百人工资在百元以下，最低的42.5元。他们都有了家室，生活负担重，因此，为了生活不得不在正规排演之后，挤时间去录音。如法国指挥皮里松指挥的两场音乐会，只用两周就排出了一些技巧很难的新节目，同时，还利用下午、晚上，完成了两部电影的录音。因为，微薄的奖金已经成为乐队队员生活中之必需了。他说：“既然，搞电影能从国家的电影经费中得到鼓励，为什么对于交响乐事业不能给予一些合理鼓励呢？为什么把这仅有的一点力量也抽去搞轻音乐呢？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从文化发展上来看，交响乐不是也应该加以提倡的吗？！”
对于改革，李德伦感到非常迫切。他希望尽快地进行有效的改革。在未来的一年，首先是要改善领导，解决一向以行政方式领导艺术的弊病，希望建立艺术指导制度。其次建议改革现行的工资制度，可以按业务水平评级，在交响乐队中可以从个人技术、艺术理解能力、演奏与合奏能力及乐队经验等方面考核评定，同时应有工龄津贴、职务津贴。要订立奖罚制度。
关于创作问题。他认为我国写交响乐作品的作曲人才很少，可是现在写出作品来，连抄谱费都很难解决，试奏、演出机会很少。而写电影音乐一切都好解决，还有较优厚的稿酬。因此，建议文化部与音协、音乐出版社组成了一个评选委员会，每年能搞一次交响乐作品评选。优秀作品要组织公演、广播、录制唱片、出版总谱、颁发奖金。中等作品要组织试奏、给予稿费。较差些的作品也要指出不足，鼓励继续提高，并给适当稿费。这个办法是许多国家都在实行的。
他一再强调交响乐的普及教育。要加强宣传工作，扩大听众面。学习外国乐团一些做法，举办青年学生专场，特别是中小学生音乐会，由国家补贴，使之成为音乐课的一个组成部分。
要有一个音乐厅。由于没有音乐厅，我们只好到处“打游击”，听众不知我们在哪里演，何时演，影响了交响乐普及工作的开展。不然，可以组织听众欣赏，举办讲座以及出售定座的季票，争取基本听众等。
最后，他认为应当加强内外交流。目前交流方面常常处于被动。应组织全国各地的乐团巡回演出，以及交流指挥和独奏演员。交响乐赚钱少付不起旅费，应由国家做出安排。对外交流也应有来有往，要加强计划性。特别应考虑，交响乐队也应出去，向国外介绍我国交响乐作品，显示我们的演奏水平。
李德伦一生为交响音乐和音乐美学教育而奔走呼号，犹如昔日的蔡元培。他的文章与谈话，就是一部很好的音乐美学。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交响乐”，“一部澎湃激越的民族交响乐”。
可惜在我手中留下来他的东西不多，只有一个谈话笔记和他的三封手书。
那是1980年11月他来太原讲学时，特意给谢铁骊、欧阳山尊、严文井三位大师写的信，请他们接待我。他的书法很棒，洒脱、豪放，书如其人，同88翁李翔德时给人以音乐感。当然，最可贵是他帮助朋友的那颗热诚豪爽的心。
88翁李翔德2004年8月写于五台山
2022年4月3日清明节，改于太原书苑小居 未在报刊发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