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人》（The Dutchman），以88分钟的紧凑叙事，将种族、性别、权力与暴力撕裂成一场令人窒息的心理惊悚剧。
故事聚焦于一位衣着考究、举止得体的黑人男子克莱（Clay），由安德烈·霍兰饰演。他坐在深夜的地铁上，耳机隔绝世界，试图在都市喧嚣中守住最后一丝体面。然而，凯特·玛拉饰演的白人女子露拉（Lula）闯入了他的空间——她妖冶、放肆、言语挑逗，带着一种近乎挑衅的魅惑力。她不仅精准叫出他的名字，还对他的生活细节如数家珍，仿佛早已潜伏在他人生的暗处。
两人展开一场语言与欲望交织的“猫鼠游戏”。露拉时而撒娇，时而讥讽，不断试探克莱的心理边界；而克莱则在克制与愤怒之间摇摆，试图用理性维持尊严。但这场对话远非调情——它是一场意识形态的角力。露拉代表的，是白人社会对黑人男性身体与灵魂的凝视、物化与操控；而克莱，则象征着被规训、被期待“文明”的少数族裔精英，在压抑中濒临爆发。
随着地铁一站站驶过，对话逐渐从暧昧滑向尖锐，从戏谑转向羞辱。露拉的语言愈发毒辣，她撕开克莱精心维护的“体面外衣”，逼他面对自己被系统性边缘化的现实。而当克莱终于反抗，试图夺回话语权时，暴力骤然降临——不是来自他，而是来自她，以及她所代表的那个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结构。
影片高潮在一声尖叫与血光中戛然而止。克莱倒下，露拉整理衣裙，若无其事地离开车厢，仿佛刚刚完成一场仪式。而地铁继续前行，载着冷漠的乘客驶向下一个站点——无人追问，无人干预。这正是《荷兰人》最刺骨之处：暴力并非突发事件，而是日常的延续；谋杀不是终点，而是系统默许的必然。
本片改编自1964年阿米里·巴拉卡（Amiri Baraka）的经典同名戏剧《荷兰人》，原作本身就是对美国种族关系的尖锐寓言。导演安德烈·盖恩斯将舞台搬进当代纽约地铁，用密闭空间放大压迫感，让每句台词都像刀锋划过神经。凯特·玛拉贡献了职业生涯最具颠覆性的表演——她不再是《纸牌屋》中那个脆弱的记者，而是一个披着性感外衣的意识形态杀手；安德烈·霍兰则以沉默的眼神与颤抖的肢体，演绎出一个黑人知识分子在文明面具下的崩溃。
尽管短评区充斥着“看不懂”“垃圾”的声音，但恰恰说明了影片的挑衅性——它拒绝提供娱乐，只提供刺痛。在这个强调“政治正确”却回避真实矛盾的时代，《荷兰人》像一记耳光，打醒所有假装和谐的幻觉。
当片尾字幕升起，观众才意识到：那列地铁，从未真正停下。我们所有人，都还在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