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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焦虑”，一直是不少中国父母的真实写照，如何解决焦虑，也一直处于教育话题的风口浪尖。为了探寻解决之道，去年的11月，纪录片《他乡的童年》的导演周轶君和她的团队，开始了跨六国的解惑之旅。从崇尚平等的芬兰，到集体主义的日本、阶层分化明显的印度、追求创新创业的以色列以及推崇精英教育的英国，最后再回到中国。从不同国家的社会环境、历史文化出发，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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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我们又该怎样给予孩子最好的教育呢？或许在《他乡的童年》里，我们能找到一些答案。

抛弃惯性教育，我们需要新的教育方式

虽然我们已经成长为新一代的父母，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解决了上一代遗留下来的教育问题，甚至，我们身上或多或少地继承着上一代的教育观。我们谈论很多问题常常会陷入一种困境，就是明知给孩子的回答是有问题的，但也没有新的语言去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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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起拍《他乡的童年》的原因，导演周轶君讲了一个故事。有次与儿子分别，儿子不舍得妈妈的离开，临时来替班的外婆和孙子说，“妈妈不工作，怎么有钱给你们买玩具买好吃的？”这让周轶君产生反思：妈妈工作只是为了钱吗？妈妈有工作是不是就可以不断要玩具？这么说是不是让孩子觉得自己很可耻？如何在十秒之内有力说明妈妈工作是为了什么？

“爸爸妈妈不工作，怎么有钱养你”是个非常糟糕的说法，却没有新的答案。我们总是以上一代给予的教育惯性来教育我们自己的孩子，但事实上，世界的变化速度奇快，如果我们留心观察的话会发现：最好的教育，在于家长先摆脱教育的惯性，持续不断地学习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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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他乡的童年，只是这部记录片最浅层的价值，毕竟发出一阵羡慕和感叹太容易了，它更深刻的价值是，促使我们去看看其它国家的教育：怎样的品质、能力，才是对孩子真正重要的。我们虽然不能改变整个大环境，但却可以牢牢把握好我们的家庭教育。

教育焦虑的来源，是我们急于让孩子过上“标配”人生

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发布的2019年《世界幸福感报告》中，芬兰蝉联全球最幸福国家。芬兰的教育体系，也一直被视为典范。芬兰教育的出众之处到底是什么？纪录片也给出了它的答案：平等，自由，积极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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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之间的资源是平等的、师源是平等的、生源也是平等的，芬兰最好的学校是哪一所？答案是：离家最近的一所。师生都拥有充分的自由，教师可以自由选择授课方法，没有考核，没有竞争；孩子们可以自由穿着，上课时可以坐着、躺着、趴着。而积极教育体现在，即便孩子不擅长数学、不擅长文学、不擅长艺术，都不是什么大事，因为他们坚信，每个孩子都会有自己擅长的方面，可能动手能力强，可能是团队合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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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芬兰没有竞争、和谐自由的教育相对的，是我们这代可能是天下最焦虑的家长了。

在亲子关系中，焦虑的传导应该是这样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伴随着各种需求的产生和新事物的未知，会产生各种焦虑。父母作为经历过的成年人 ，通过涵养孩子的焦虑，将焦虑的负能量慢慢转化为正能量，让孩子得以成长，这就是心理学家比昂所说的“阿尔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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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中国亲子关系的现实中，情况恰恰相反。竞争越来越强，导致社会对父母的要求越来越高。父母将无处安放的焦虑在潜移默化中传导给孩子，让孩子来容纳。

在芬兰那集纪录片中，不会作画的周轶君第一次尝试为别人作画，当得知邻座的老太太从未学过作画，几十年来仅仅因为热爱而坚持着，周轶君情绪失控，“我们小时候总是被说，你这个不行哪个做不好，你不可能做到这个……”我们的教育充斥着焦虑，却忘记了学习不只有功利性的目的，也可能是一种纯粹的、慰藉心灵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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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轶君也在她的文章里有感而发：“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太狭隘了。这也是我们越来越焦虑的原因。在芬兰，他们对成功的定义也很宽泛——有工作，有房子，有老婆，就已经很好了。再往上，就都是附加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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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中国，对成功的定义基本是，有一份稳定的高薪工作、有车有房、在合适的年龄结婚生子……成功的目标通常非常具象非常狭窄，意味着可能终其一生，都只能是个生活里的失败者。

事实上，急于让孩子过上“标配”的成功人生，反而容易让我们掉入“超限效应”的陷阱。超限效应，指的是刺激过多、过强和作用时间过久而引起心理极不耐烦或反抗的心理现象。比如当孩子犯错时，有的父母总是不厌其烦地对一件事重复批评或者和孩子不停地翻旧账，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不断地“提醒”，才能让孩子“刻骨铭心”，可事实并非如此。跟孩子唠叨多了，孩子从内疚不安到不耐烦反感乃至产生逆反心理，不但听不进去，可能还会反着来。不随便说、不轻易说、不反复说，可能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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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孩为本的教育，怎么做都差不了

其实整部纪录片看完后我们会发现，这些看起来各不相同的教育，其实它们的逻辑是共通的，就是把孩子当作一个独立的“人”。以孩子为本的教育，无论以哪种形式呈现都差不了。

以日本和印度为例，日本的教育很重视集体里个体的相处，比如让孩子学习照顾别人的感受。在藤幼儿园，教室门框密封条特意做成孩子无法一次关上的样子，导致门无法一下就关好，冬天的时候离门近的孩子就会觉得冷，关门的孩子就会回来再把门重新关严。他们想通过这件事来教育孩子，做事情要做彻底，而且不能因为自己的行为，给他人带来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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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教育重视孩子在有限环境里的探索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印度有一种思维很有趣，叫做jugaad，意思是“替代方案”。这个思维也渗透在他们的教育中：在有限的环境里，最重要的是如何想办法解决。比如没有莲蓬头，就拿铁桶戳一些洞，挂在水管上，就变成了莲蓬头。当发现正确答案不可行时，就替代一下，因为解决20%也是解决20％，不接受标准答案，最大限度地保留和培养每个孩子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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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人情社会，特别重情感的联结。“一家人，就要不分你我。”“别客气，客气就是和我见外。”在这种教育方式下长大的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病态共生”的状态。在教育中的体现就是，父母很多时候无法做到把孩子当做独立个体，而会把孩子看成自己的“自体客体”，就是把孩子理所当然地当成“我”的一部分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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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扮演好父母这个角色前，我们首先要意识到，我们和孩子，本身就是两个独立的个体，我们自己的情绪、目标、理想，以及人生的各种未尽心愿，本来就不该强加于孩子身上。换个角度想，如果孩子一直跟随我们的意愿走，孩子永远无法超越我们，而我们，也不过是非常平凡的普通人。

取人之长补己之短，适合自己的教育才是最好的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纪录片一出，就有了很多质疑的声音：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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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教授的《爱、金钱和孩子：全球育儿经济学》中提到：父母的教育方式，与社会的贫富差距有很大关系。贫富差距大的中美地区，竞争压力大，父母们奔波于培养孩子参与各类课内外活动，育儿模式是“虎妈狼爸”；相比之下，贫富差距小的北欧地区，竞争压力相对小，育儿的焦虑相对小，更偏向于“佛系养娃”。

芬兰的人口少，相对易于管理和分配，人民缴纳高额税，国家再将这些税反哺到与人民息息相关的领域中，其中教育，就是政府极其重视，且投入巨大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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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反观国内，中国是人口大国，芬兰的人口与一个浦东新区的人口相近。对比芬兰，优质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人口收入的不平等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状。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实行与芬兰相似的教育体制。

况且，每种教育都有它的闪光点和局限性，其实很难评判好坏，就像我们大赞芬兰教育的同时，也有教育者认为他们这代孩子缺乏了“西苏精神”；日本追求集体主义的教育，导致孩子压抑了自己的个性，“感泪治疗师”这个职业应运而生……大环境下的教育体系，受到了政治需要、人口数量以及文化沉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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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无法改变大环境，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刻板印象，开拓自己的思路，将那些来自他乡的教育经验，内化到我们自己对孩子的教育当中。导演周轶君有句话让米妈印象很深刻，也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作为大人，教育孩子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教育自己，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停止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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