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以后，我最“妈见打”的时刻，不是迟迟赖床不起，也不是如树懒般行动迟缓，而是牢牢把持着电视机的遥控器，在几百个电视节目之间翻转跳跃、踌躇不定，看得旁边的妈妈直呼“心慌”。
一日晚饭后，我又开始上演选择恐惧症的纠结戏码，好在妈妈刚刚追完一部谍战剧，当日的侦探“额度”已满，也就不屑于跟我争夺遥控器的控制权，洗漱完毕便去休息了。这时候，一路笑看我们斗嘴的爸爸假装威胁道：别说“妈见打”了，再纠结下去爸都想打了。
终于，在比对过剧情介绍、参照过豆瓣评分、刷过几十条短评后，我选定了一部叫做《细说从头》（1990）的电影。只是电影讲述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嬉皮士精神，又对美国的社会文化背景有比较严肃的探讨，我怕爸爸不感兴趣，有些忐忑地问他：“咱们看这个好吗？讲的是嬉皮文化。”爸爸一如既往地不爱拒绝我，爽快地答道：“好，就看这个！”
影片一开始，便是沙哑不羁的嬉皮歌谣伴着火车轰隆隆驶过的长镜头。火车上的主角，是犯人休伊·华克和负责押送他的年轻探员约翰·贝纳。他们的目的地是斯波坎市，1968年，休伊就是在那里搞出了一场让自己声名鹊起的恶作剧：人们都说，是他通过小动作，把载着政客阿格纽的那节车厢与整个竞选专列脱节。
那个场面滑稽又讽刺，与当时推崇与众不同、追求精神自由的嬉皮风尚颇为契合。于是，休伊的举动被时人奉为传奇，而他也不得不为“荣登”数家报纸的头条而付出代价，展开了数十年的逃亡生活。
有意思的是，暂时出狱后的华克老头儿，反倒像给90年代的社会环境带来了一股清新洒脱之风。与之相比，常年西装革履的探员贝纳则是不苟言笑，老气横秋，对华克的示好耍宝无动于衷。看到这里，我不禁开始怀疑：这该不会又是个年轻人一开始看不上嬉皮文化，最终却被后者深深征服的“套路”故事吧？
好在没过多久，电影便展开了让人意想不到的走向。一场意外之后，他们回到了贝纳出生的地方。人们惊讶地发现，那里简直是嬉皮文化的大本营：随处可见布满涂鸦的巴士，铁皮房内全是波西米亚风的装饰，华克甚至在里面看到了自己有如圣人般的画像。
一段贝纳儿时与父母在一起的录像，也揭示了为何他对华克的行为如此抵触。贝纳不无激动地说道：自己的嬉皮士父母总是希望和别人不一样，可是他想要和别人一样。于是他改变姓名和身份，走出农场，努力地融入主流社会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贝纳才是那个真正的反叛者。
此后，看似对一切都感到无所谓的华克也吐露了自己内心的秘密：其实，当年根本不是他筹划了那场恶作剧，而是那列车厢自己断开的。可是盛名之下，人们更愿意相信那个颇具戏剧性的情节，华克自己也只能被架在空中，享受民间的赞誉、忍受牢狱的苦果。在这个意义上，华克才是那个真正的假装者。
影片最后，华克以金蝉脱壳之计成功脱身，贝纳也辞去了探员的工作，潇洒地骑上机车去与父母和解。此时，嬉皮音乐再次响起，两人就此分道扬镳。
电影结束后，我和爸爸不由得交流起了观后感。爸爸在里面看到了个人自由，精神寄托，还有何谓真正的自我找寻。让他感触较深的，是贝纳的转变：小时候的出走，是不识世事的冲动和叛逆；长大后，他才算真正找到了自己，而不是一味为了反对而反对。
我们也随之谈到了常人难逃声名之累的无奈，其实，老嬉皮士华克若是主动把事实交代清楚，切断自己与那段轶闻的关系，便可以从此安顿下来，不必整日东躲西藏。可是，他却一边因别人只记得他没做过的事儿而落寞，一边又不肯与那段“壮举”脱钩，还整日盘算着要出一本自传，名垂青史。千百年来，那些被名利绑架、最终身不由己的名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此后，我们由此漫谈起来，讨论了嬉皮士文化的产生背景，那个形似飞机的反战标志由何而来，以及爸爸年轻时都在追随什么流行。不知不觉抬眼一看，时钟的指针已然向12点逼近。
夏夜已深，蝉鸣阵阵，我却怎么都睡不着。其实爸爸年轻时连摇滚都没追过，也本对嬉皮文化不感兴趣。可是几乎我每次跟他提起一个新鲜事物，谈到每种小众文化，他都不会不耐烦地视为耳旁风，而是自己去网上冲浪补课，试图搞清楚我到底在讲什么，以便与我展开交流。
这次回家，他也很认真地陪我重温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与我探讨训练自己内功的重要性；陪我追有关海昏侯墓和官窑的纪录片，讨论历史故事背后那些可资借鉴之处。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甚至天真地以为所有父母都是这样的。直到近几年听到一些朋友与父母聊不来，甚至几乎零沟通的苦恼后，才深感我和爸的和谐关系，大半是靠他的用心经营。一次次相谈甚欢的轻松表象背后，是他长年累月、不求回报的默默付出。
写这篇文章时，已然秋风乍起，略有寒意，时间的齿轮继续不带感情地匀速向前推进。可是我想，总有一些记忆会留下沉甸甸的印记，就像那段平凡、美好而动人的夏日观影时光。
任冠青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