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前奏：上天垂象，火灾预言四起
公元前525年初冬，中原各诸侯国的人们在夜空中能看到一颗彗星，彗头在一颗叫“大火”的亮星附近，彗尾向西延伸至银河。实际上，这个“彗星扫大火”的天象在一年前(前526年)就已经出现过。大火星就是中国星宿系统里的心宿二，对应西方星座系统里的天蝎座α星，中原地区每年阳历夏5月到冬10月可在日落到午夜之间清楚地看到它。大火星是一颗红色的一等亮星，春秋时的人们认为它与人间用火、禁火、火灾等火政有关。
彗星。此图所显示的是哈雷彗星，并非本文中提到的彗星(图片来源：www.dawdlez.com)
前525年初冬，鲁国大夫、占星家申须发布预言说，“彗星扫大火”的天象预示着扫除旧火散布新火，所以明年人间将有大火灾。另一位鲁国大夫、占星家梓慎进一步分析说，火灾将在明年5月13日(周代阴历，下同)在宋、卫、陈、郑四国都城发生。为什么是宋、卫、陈、郑四国呢？按照梓慎的说法，这是因为宋国对应大火星，陈国是远古圣王太皞居地、木火发源地，而郑国是远古火正祝融居地。卫国的理由最为曲折有趣：卫国对应大水星(也就是二十八宿中的室宿)，但是，水是老公，火是老婆，老婆跟着老公，所以卫国也将起火。
大火星。图中左侧红色最亮者（图片来源：www.vcg.com）
大概与此同时，郑国大夫、占星家裨灶在朝堂上对执政卿子产说：“宋、卫、陈、郑四国都城将在明年同一天发生火灾。如果把国家礼器中的瓘斝、玉瓒给我，让我来祭神，郑国都城就一定不会起火。”然而子产没有理睬他。
爆发：四国大火，子产强势应对
前524年5月7日，鲁国都城地区开始刮风。梓慎说：“这是融风，是火灾要来的征兆。七天之后，火灾就会发生了吧！”5月13日，鲁国都城风力强劲，不过并未起火，而宋(距鲁直线距离约180公里)、卫(约180公里)、陈(约280公里)、郑(约330公里)四国都城都发生了火灾。梓慎爬上大庭氏府库房顶上瞭望了一阵，然后非常笃定地说：“就是宋、卫、陈、郑！”几天后，四国报告火灾的通告就到达了鲁国。
鲁、宋、卫、陈、郑(《春秋左传精读》，2014年)
《春秋左传》详细记载了郑国火灾的情况。火灾发生时，裨灶信心满满地在郑国朝堂上放话说：“如果不听我的话拿出国家宝器来消灾，郑国还会发生第二次火灾！”卿大夫们都请求子产听裨灶的，可子产还是不听。就连平时最信服子产的子太叔也绷不住了，他好心劝谏说：“宝物是用来保养民众的。如果再来一场火灾，郑国就要濒临灭亡了。宝物可以挽救危亡，您爱惜什么呢？”
面对如此合情合理的劝谏，子产态度却很“顽固”，他用这段非常著名的话怼了回去：“天道遥远，人道切近，天道不是人道能够触及的，人怎么能够知晓天道？裨灶也是人，因此裨灶哪里知晓什么天道？这人预言很多，难道不会偶尔说中一回？”(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并且坚持不拿出宝物给裨灶。
然而，子产对于另外一位预言灾异的大夫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在火灾发生前，已经身患重病的郑国大夫里析私下向子产报告说：“将会有大的变异发生，民众将会震动，都城局势差不多会失控。到那时候我估计已经病死了，不能亲眼目睹灾异的发生了。我建议迁都来躲避，怎么样？”子产对里析“语焉不详”而又“危言耸听”的奏报高度重视，他回答说：“虽然迁都是个办法，只是我不足以仅凭您的这一番话就敲定迁都这么大的事情。”等到火灾发生时，里析已经去世，还没有下葬，子产专门派出三十人把他的灵柩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火灾当前，最要紧的事情还是救灾。根据《左传》的记载，子产的救火方案非常完备，完全不像是起火之后临时制定的。不过，方案里重要性排在最前面的三条可不是什么“抢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而是：第一，亲自送霸主晋国的宾客出城，保证晋、郑关系这条郑国“生命线”不出问题；第二，采取措施确保其他国家宾客安全，防止其他诸侯国借机挑起国际政治事端；第三，确保城内各处国家祭祀场所的安全，集中保管历代先君牌位，防止这些政治上高度敏感的场所和器物出问题。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政治站位很高”的救火方案。
此次火灾平息后，郑国都城并没有发生第二次火灾，裨灶也再没有在历史记载中出现过。
郑国都城遗址平面图。郑国都城后为韩国都城，因此一般称为“郑韩故城遗址”（《郑韩故城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2007年）
背景：子皮去世，反对派兴风作浪
关于郑国，这里还要多说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在火灾发生五年前，也就是前529年，郑国六卿领导班子的一把手(当国卿，高于执政卿)、一直坚定支持执政卿子产推进改革的子皮去世。当时子产刚参加完平丘诸侯峰会，正在回国路上，听说了这个消息后痛哭不止，悲叹说：“我完了！没有人支持我做正确的事了！只有他真正理解我啊！”子皮去世后，执政卿子产成了六卿领导班子中实际上的一把手。
第二件事是，火灾发生两年前，也就是前526年，郑国出了一起严重的外事接待事故。当时，霸主晋国的执政卿韩宣子到郑国访问，郑定公设享礼款待。作为接待活动总指挥的子产高度重视，专门给参会的郑国卿大夫提出了明确要求：“只要是在享礼现场有固定席位的高级官员，决不能发生不恭敬的事情！”可是，在享礼举行的当天，高级官员孔张还是迟到了。他到了之后，没有到自己应该去的区域，而是站在了一般宾客中间。司礼官制止他，他就站到一般宾客后面。司礼官又制止他，他最后站在了悬挂的钟磬乐器中间。在场的宾客看到孔张的狼狈样子，不禁哄笑起来。就这样，一场本来庄重文雅的享礼，在一段时间内完全被孔张“抢镜”，成了一场闹剧。
享礼结束后，大夫富子在朝会时向子产发难，说这次“孔张失位”事故严重损伤郑国形象，将使得晋国蔑视郑国，子产作为执政应该为这次事故感到羞耻。然而，以从善如流著称的子产这回却完全不接受富子的批评，而是火力全开怒怼富子，声称自己丝毫不以此次事故为耻，孔张失位完全是他自己的责任，最后还扔出来这么一句狠话：“僻陋邪恶的人把什么都归罪给我这个执政者，这是因为先王没有制定相应刑罚、我无法依刑律严惩的缘故。您宁可用其他的事情来规劝我！”
这次“孔张失位”事件以及事后的子产vs富子论战表明，在“保护伞”子皮去世之后，郑国卿大夫中反对子产的政治势力(主体应该是在子产改革中遭受严重损失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在寻找机会制造事端，动摇子产的执政地位。春秋晚期的中原诸侯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从《左传》的记载我们看得很清楚，这种国家高层的政治斗争在同时起火的宋、卫、陈国也都存在。
分析(i)：四国大火是人为纵火
话说到这儿，我们可以开始探究“四国大火”事件的内幕了。对于这件事的性质，《春秋谷梁传》是这样说的：“有人对子产说：‘某一天有火灾发生。’子产对这个预言者说：‘上天是神的领域，你哪里能够知晓？’因此这次是人祸，在同一天造成了四个国家的火灾。”笔者赞同《谷梁传》的说法，下面将从“人为纵火”角度试图重构四国火灾事件的可能真相。
第一，四个相距遥远的国家都城同时起火，而且时间、地点与大半年前占星家预言的一模一样，这是天灾或意外的可能性近乎于零，而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人为纵火。最可能的情形是：多国占星家（至少包括郑裨灶、鲁梓慎、鲁申须）先根据“彗星扫大火”的奇异天象炮制出一份符合星占学“神逻辑”的、宣称四国将同时起火的预言，然后再由他们在四国的团伙在预言设定的时间进行人为纵火。可以想见，在普遍相信天人感应、又难以想象“跨国造谣+纵火”这种“天方夜谭”式恐怖主义计划的各诸侯国人士看来，“四国大火”最合理的解释是：上天降灾给政事有阙的四国，知晓天道的占星家做出了完全准确的预测，而四国政府由于不重视占星家预言而错失了消灾的宝贵机会。
第二，鲁国占星家梓慎在火灾发生时登高“遥感”起火国的言行，与人为纵火说相符。最合理的解释是：当梓慎装模作样地登高观望、然后宣称预言应验时，他已经事先知道这四个都城一定会按照预言设定的时间被人为纵火。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起火都城并不包括鲁国，这说明鲁国的梓慎团伙只承担了散布预言的“轻省活”，而并没有承揽纵火的“脏累活”。
第三，郑国占星家裨灶两次高调预言火灾并要求政府拿出宝物消灾的言行，也与人为纵火说相符。最合理的解释是：裨灶所在的团伙可以掌控火灾是否发生，因此火灾发生前“如果给我宝物用于消灾，我就不放火，郑国都城就一定不会起火”，火灾发生后“如果不给我宝物用于消灾，我就再放一把火，郑国都城就会再次发生火灾”。
分析(ii)：纵火行动有高层介入
在都城纵火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如果没有来自于高层政治势力（卿大夫）的保护甚至是指令，各国的纵火者恐怕不敢铤而走险。支持“高层政治势力介入”的理据主要来自于对郑大夫里析言行的分析：
第一，里析很确定这次灾异将会非常惨烈，并为此十分焦虑，因此不顾病重向子产报告；
第二，里析并没有用任何星占、神启的理论来推导出他的结论，而是直言将有“大的变异”发生，这似乎是在提醒子产，此次灾异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第三，里析只说了灾异的惨烈程度，以及惊人的迁都建议，却并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来证明他这些言论可信，甚至只敢含糊地说是“大的变异”，连“火灾”都不敢明言，似乎有难言之隐。
最合理的解释是：里析确知了裨灶团伙纵火行动的基本信息，感到事态严重，希望告知子产，让其早作准备；然而，由于这次纵火行动有高层卿大夫参与和支持，里析担心自己和家族的安全，所以不敢把自己知道的全部信息和盘托出。
如果郑国纵火事件背后真有卿大夫介入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对裨灶两次预言并索要宝物的行为作更为深入的解读，那就是：裨灶之所以要在散布火灾预言的同时提出可以用国家宝物消灾，并不是贪图财物那么简单，而是要利用子产一向不相信自己的预言、很可能不会拿出宝物这一点来做文章。这样一来，在纵火之后，反对派卿大夫就可以谴责子产由于蔑视裨灶、吝惜宝物而错失了消灾的宝贵机会，从而达到动摇子产执政卿地位的政治目的。在此基础上，裨灶再次预言火灾、并再次提出可以用国家宝物消灾，如果子产还不屈服，那么反对派势力就可以谴责子产在裨灶预言能力已被证明的情况下仍然顽固地吝惜宝物而轻视民众生命财产，从而进一步抹黑子产。
分析(iii)：纵火行动的动机和酝酿过程
如果各国的预言-纵火团伙在台面上有占星家造谣惑众，暗地里有卿大夫的参与和支持，这两种人的目的分别是什么？笔者认为，占星家的目的主要是在星占逐渐式微的大背景下试图搞个“灵验大新闻”，以重振自身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并从合谋的卿大夫那里获得其他利益；而卿大夫的目的则主要是利用火灾来达到他们的政治企图，就郑国而言，恐怕主要是因子产改革利益受损或不满子产“权倾朝野”的卿大夫想要动摇甚至颠覆子产的执政卿地位。
考虑到春秋时期诸侯国内乱的一般情形，笔者认为此次“四国火灾事件”的酝酿过程可能是这样的（假设以郑国为策源地）：反对子产的卿大夫们在炮制“孔张失位”事件抹黑子产失败之后，通过与占星家裨灶等人的谋划，想到要利用一场包装成“天灾”的都城火灾来诋毁攻击子产，这样一则事态足够严重，可以掀起足够大的政治风浪；二则托言“天灾”，可以逃脱罪责。他们的思路是：如果只在郑国实施“预言+纵火”行动，容易让民众怀疑是人为纵火；为了让人们相信这不可能是人力所能为、而只可能是上天降灾，最好是联络其他国家同样有作乱“需求”的卿大夫以及愿意配合的占星家，组织实施一次完全超出普通人想像力范围的、在当时只能被理解为上天降灾的多国同时起火事件。就这样，在郑国卿大夫/占星家团伙的策动下，一个多国占星家发布预言、多国团伙同时纵火的联合行动逐渐成形。
分析(iv)：子产的认识过程和应对策略
如果“人为纵火”假说是真的话，那么子产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的？笔者认为，前525年裨灶第一次预言次年四国将同时起火时，子产按照常理考虑问题，认为这不过是裨灶又一次不会应验的预言而已，于是直接拒绝了裨灶索要宝物的要求，没有太当回事。然而，在听取了里析的奏报之后，子产应该已经有所警觉，并有可能开始制定针对性的救火预案。前524年四国大火真的发生之后，子产通过综合分析如下几方面的信息：一、里析不顾病重向其报告而又遮遮掩掩；二、四国同时起火这种小概率事件真的发生；三、火灾发生后裨灶公开放话威胁说“如果不给我宝物，郑国还会起火”（就差直说“如果不给我宝物，我就会再放火”了），应该已经意识到裨灶这一回不是瞎猜，四国起火也不是天灾，整个事情是一场有政治企图的人为纵火行动。
因此，子产反驳子太叔等人劝谏的那番话其实是“半真半假”：第一部分“裨灶根本不知晓天道”是子产的真实看法；第二部分“裨灶预言灵验是瞎猜偶然说中”则既否定了裨灶，还放了“烟雾弹”迷惑裨灶团伙，让他们误认为自己想偏了，并没有想到这是人为纵火。
此外，由于子产知道这是一场有政治企图的人为纵火，因此在制定救火预案时，将确保政治敏感人员和场所安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尽全力防止反对派卿大夫们抓到诸如“处置不当导致霸主晋国人员伤亡”“处置不当导致先君牌位被毁”之类的把柄发动新的朝堂政治攻击。
如我们所知，裨灶叫嚣“郑国将再次起火”的预言没有灵验，而这也是裨灶最后一次出现在《左传》记载中。笔者认为，子产很可能对裨灶及其团伙采取了强制措施，杜绝了裨灶第二次预言灵验的可能性。
拼图：四国大火的来龙去脉
如果我们将上面所有这些碎片拼接起来，可以尝试重构“四国大火”事件来龙去脉如下：
在前526年至前525年间，受到“彗星扫大火”天象的启发，宋、卫、陈、郑、鲁五国的卿大夫和占星家们勾结了起来，决定组织一次先散布预言、再根据预言日期在都城纵火的联合行动，以达到他们各自的目的。其中，宋、卫、陈、郑团伙将负责在本国散布预言并组织纵火，而鲁国梓慎团伙则只答应帮助散布预言。
计划确定之后，鲁梓慎在前525年初冬发布预言，开始为行动造势；郑裨灶也发布预言，并要求政府拿出宝物给他消灾，其他相关国家的占星家应该也发布了类似的预言。郑执政卿子产对此并没有特别在意，依照常理拒绝了裨灶的要求。其他国家的情形已不可知，但无论如何，没有任何一国的纵火行动由于政府同意“消灾”而被终止。
在火灾发生前，病重的里析得知了郑国纵火行动的一些内幕情况，虽然畏惧高层势力，最终还是良心占了上风，抱病向子产报告，透露了他能够透露的部分信息，希望子产对此事足够重视，而不是把它仅仅当做裨灶的一次普通预言。子产领会了里析的用意，并开始及早制定救火预案。
前524年5月13日，占星家联合团队在宋、卫、陈、郑四国都城同时纵火。随后，占星家们便活跃了起来：鲁国梓慎登上房顶“遥感”确认了四个起火国；郑国裨灶在朝堂公开放话，要挟政府交出宝物，煽动卿大夫们向子产发难。子产确认这是一场有政治企图的人为纵火行动，并据此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应对：
第一，针锋相对地抛出“裨灶不知天道，预言全靠瞎猜猜中”的言论，打压裨灶的嚣张气焰，回击卿大夫们的诘难，并放出“烟雾弹”，让纵火团队认为自己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人为纵火。
第二，立即按照一个“政治挂帅”的预案开展救灾工作，先确保外国宾客、国家祭祀场所、先君牌位等政治敏感人员/场所/器物的安全，尽量不给反对派卿大夫留下在政治上进一步发难的新把柄。
第三，对裨灶及其党羽采取强制措施，不让裨灶的第二次预言再有应验的机会。
第四，派人转移忠臣里析的灵柩，表明政府对于里析病重不忘忧国、冒风险向政府报信的嘉许。
但是，可能是出于对反对派卿大夫势力“狗急跳墙”的顾忌，也可能是不愿在执政晚期引发高层火并/杀戮，子产并没有彻查火灾真相、深挖幕后“大人物”，而是采取了一种“息事宁人”的善后处理方式。
延续：一脉相承的恐怖主义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前636年，当郑国君主郑文公听说自己逃亡到宋国的儿子公子臧在收购鹬冠(有鹬鸟羽毛装饰的帽子)时，会马上派刺客到宋国，将这个儿子诱骗出来杀掉。这绝不是小题大做，因为鹬冠是占星家戴的冠，郑文公认为他这个儿子是想要散布与天象有关的谣言，进而回国作乱，所以必须痛下杀手，将这场政变扼杀在摇篮中。
就子产而言，这已经是他经历的第二次恐怖主义事件。前536年，郑国都城开始流传这么一个惊悚的说法：有人梦见伯有(前任执政卿，因发动叛乱而被杀)穿着甲胄在都城街道上走，对人说：“今年3月2日，我将杀掉子上。明年1月27日，我又将杀掉伯石。”子上、伯石是另外两位郑卿，先前参与了先前讨伐伯有叛乱的军事行动。都城里的人们互相惊吓说“伯有到了”，四下奔逃，不知道该躲到哪里去。等到3月2日，子上真的死了，人们更加恐慌。到了第二年1月27日，伯石也真的死了，人们的恐慌进一步加剧。到了2月，执政卿子产宣布立伯有的儿子为大夫，恢复伯有家族的政治地位，这场风波马上就平息了。最合理的解释是，这是伯有余党发动的、利用当时“厉鬼杀人”迷信、先公布日子再按日子杀人的恐怖主义行动。
“伯有厉鬼杀人”事件和“四国大火”事件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是先预告时间，然后按预告时间实施恐怖主义活动，不过前一个是杀人，后一个是放火；前一个是国内恐怖主义，后一个是跨国恐怖主义。近年来，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也经常先公布袭击时间(比如圣诞节期间)，然后再在全球多地发动恐怖袭击以达到其政治目的。如果相隔两千多年的这两拨恐怖分子有机会穿越时空见上一面的话，恐怕彼此都会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