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magasa

丹麦导演亨宁·卡尔森在北欧以外的地区不算特别知名，但在我看来，他是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世界影坛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导演。他的相对被忽视，是电影世界地缘竞争的无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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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森出生于丹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家里人希望他能继承家庭砖厂，没料到年轻时的卡尔森读了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的电影著作，从此人生轨迹彻底改变。

1948年，卡尔森成为丹麦著名纪录片导演西奥多·克里斯滕森（theodor christensen）的助手，他后来声称，克里斯滕森是他的「电影学院」，他从后者身上学到了所有关于电影制作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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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森在投身故事片的拍摄之前制作过40多部纪录片，其中《老年人》（de gamle）、《家庭肖像》（familiebilleder）、《年轻人》（ung）的「家庭三部曲」深刻反映了丹麦这个福利社会的生活状态，及六十年代激烈的代际冲突与青年叛逆运动。

卡尔森的剧情片处女作是《困境》（dilemma），改编自南非女作家内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关于南非种族隔离的小说《陌生人的世界》（a world of strangers，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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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影片的制作过程非常像一部纪录片，几乎是在南非偷拍完成的，他们一边拍，身后一边有警察在追。在今天这部影片已经成为记录南非种族冲突的重要历史文献。

亨宁·卡尔森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一直在思考文学和电影之间的关系。他的许多电影作品都是来自文学，但他并不满足于简单的改编。在他看来，文学只是创作的起点和源泉，归根结底还是要转化成另一种媒介，按照电影本身的方式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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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192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发表于1890年的半自传体小说《饥饿》改编的同名电影是卡尔森一生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他取得的最辉煌成就。

卡尔森十二、三岁时就读过这部小说，然后把它抛诸脑后。后来他到瑞典拍电影《猫》（kattorna），剧组里有十五个女演员，和一个男演员——佩尔·米尔堡（per myrberg），米尔堡长得非常瘦，卡尔森每天闲着无聊时就琢磨，他怎么可以那么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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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他突发奇想，如果一个好演员可以这么瘦，那拍《饥饿》就绝对没问题。卡尔森找来小说重读，并约了彼得·西堡（peter seeberg）一起来写剧本。其实当时挪威社会上对汉姆生的评价不是很正面，卡尔森希望拍这部电影可以扭转大众看法。

汉姆生的原小说讲一个满怀艺术理想的年轻人从挪威的农村到首都奥斯陆讨生活。他想当作家，但在这个陌生而充满敌意的城市里，他感受到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瘠。他的种种不幸遭遇与屈辱经历，让肉体已极度饥饿的他产生幻觉，濒临精神崩溃，但同时他强烈的表达欲也给他带来阵阵欢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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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对一个艺术天才的精神状态的探索，若要改编成电影当然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原著是一个多章循环结构，每章开始主人公都很饿，然后在千辛万苦的磨难之后，他总能找到一点东西吃，直到全书最后一章结尾他才跳出这种循环。

卡尔森觉得这种叙事方法若搬到电影里就显得太重复了，所以他把各章拉通变成一个线性的完整结构。还有小说中第一人称的转换，卡尔森认为，第一人称的摄影机视角在电影史上有过很多尝试，但都难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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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选择的方法是构建一个由观众、男主角和摄影机构成的三角体系。每个镜头要么是让观众看到男主角，要么是看到男主角所看到的东西，绝无第三视角出现。最终的效果就像是，这部电影有两个主角，分别是一个人和一座城市。城市像一座监狱，幽禁着那个年轻人，卡尔森主要用近景和特写来传达这种闭塞和压抑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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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森在丹麦电影界发挥的作用不限于创作，他在电影的发行和放映领域也颇有一番作为。1968年，他拍摄《我们都是恶魔》（klabautermannen）时亏损了几十万克朗，这在当年不是一笔小数。

这时他接手管理了达格玛电影院，这是德莱叶以前拥有的电影院，卡尔森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把它经营得有声有色。后来他和朋友合伙开起了发行公司，专门向丹麦引进国际上的高质量艺术电影，譬如法斯宾德、特吕弗、戈达尔等的作品，还有一些日本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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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森的遗作是改编自马尔克斯同名小说的《苦妓追忆录》（memorias de mis putas tristes），于2012年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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