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参加波士顿书展的心情，就像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摇滚演唱会。而暖场演出，从飞机上就开始了。
机上电影库里有部新片《你能原谅我吗？》，讲纽约一位五十岁的女传记作家伊瑟列尔突然陷入困境。失业、单身、身材走形、创作力枯竭。为了交房租，偶然拿一封多年前某知名作家写给自己的信去旧书店碰运气，没想到大受欢迎。于是她开始伪造名人信札。她把开着的电视，屏幕朝上置于桌面，把原件和空白信纸蒙在屏幕上，借助穿透纸张的亮光，一笔一画描摹签名（信件都是打字机打印件，只需填上签名就行）。她忐忑地拿着“新产品”去书店兜售，居然成功地骗过了有经验的店主。于是，一发不可收。她开始创作信件内容，以原作者的口吻，抒发自己的感情。为了使赝品更加逼真，她还四处收购老款打字机、旧信纸。造假事业正蒸蒸日上，东窗事发。全美各大旧书店都收到了旧书协会的传真，不再接受来自她的任何“藏品”。正好，她刚刚认识了一位同病相怜的落魄朋友。便和这老男人合作，一产一销，各司其职。再后来，她干脆出入图书馆，以研究为名，调阅旧档，顺势用伪造的文件把原件调换出来。再把这真实不虚的信札高价卖给书商。最终，当然是联邦调查局介入调查，她受到了惩罚。但我在这部片子里，已经尾随伊瑟列尔女士失意的背影敲开了美国东岸一家家灯光温暖，摆满皮面精装本的旧书店。同时也深受触动：不要天真地以为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的古书业已经消灭了造假者。
费城的藏书家朋友jeff曾告诉我，他现在完全不买ebay上的名家签名本，因为很难辨别真伪。有一次他在ebay上看到一本科马克·麦卡锡（即电影《老无所依》的原作者cormac mccarthy）小说《路》（the road）的签名本。美国藏书界的人都知道麦卡锡是拒绝为这书签名的（只给他儿子签了十本）。这属于天然证伪的一例。他给ebay写了投诉信，但网站认为他的指控证据不足。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美国藏家的兴趣分几路，有收藏摇篮本的，有收藏私人出版社出版物的，也有收藏现代文学初版本（modern first edition）的。有点类似中国的线装古书和近现代的旧平装。jeff属于后者。他说现代初版本里又要小心分辨是不是真正的初版本（true first edition或者first trade edition）。即各方面都是第一版：第一时间，第一个国家，第一种语言，第一个出版社等等。这是要把作品成名后由出版商重新包装推出的所谓限量版、皮装本排除在外的。比如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名著《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 five）的first trade edition 签名本，售价高达几千美元。而富兰克林（franklyn library）版的签名限量版，只要几百美元。这种限量签名版的制作数量有时多达几千甚至上万册。
我问他购书的渠道。他说主要靠有信誉的书商。什么样的书商有信誉？他说是那些常年经营，积累了良好口碑的卖家，比如你要去的书展上的那些参展商。
暖场演出还不算完。
展会前还有点时间，当然要到哈佛燕京学社这座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镇参拜一下。这是一座二层小红楼。楼道里挂着徐世昌、陈宝琛、罗振玉、饶宗颐的书法。都装在镜框里。我注意到红楼入口处的墙上有块铭牌，上面写着：以此纪念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赖斯，他慷慨解囊，建造了这座建筑，并支持了地理勘探研究所。这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赖斯（alexander hamilton rice）是有名的地理学家、探险家。尤以在亚马逊盆地的勘探和地图绘制著称。他也是哈佛大学地理系的创始人。这座红楼是他1929年捐赠的。捐赠的条件是哈佛大学要成立地理系以及地理勘探研究所，并由他担任所长和教授。大学方面答应了他的条件。但二十年后，校方经过评议认为地理系跟该校的教育体系不匹配，决定注销。赖斯愤怒地撤回了资金支持，哈佛也就于1952年关闭了该研究所。一下子人去楼空。这样，哈佛燕京学社和东亚系才得以在1957年左右接管了这座建筑。
看到铭牌，我觉得奇怪，这位地理学家哪来的那么多钱捐楼？上网一查才知道，原来他背后站着一位阔太太。他太太就是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的捐赠者伊利诺·怀德纳（eleanor widener）。怀德纳女士出身费城富豪之家。她的故事流传甚广，爱德华·纽顿和董桥都讲过。在嫁给赖斯之前，怀德纳女士曾有过一段著名的婚史。1912年，她和前夫一起去欧洲为她家在费城新开的丽兹卡尔顿酒店挑选厨师。他们的长子哈利是哈佛1907年毕业生，酷爱藏书，也与父母同行，但主要目的是逛书店。不幸的是，回程时他们选择了泰坦尼克号。前夫和长子同时遇难，而女主人和女仆搭救生艇得以幸免。据说事发当晚曾有人建议藏书家小哈利试着找艘救生艇求生。“我会坚守在船上，”哈利回答，“冒一下险。”遇难时，他口袋里还揣着在伦敦刚买的1598年袖珍版的培根《随笔集》。怀德纳图书馆正是怀德纳女士为悼念儿子而建。她捐款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在馆中为哈利布置一个纪念室，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更换鲜花。这是我听过的最令人悲伤的藏书家故事了。
这样两个跟书有关的故事，带着陌生城市的气味，像一团烟雾，把我笼罩在某种情绪里。而这时，展会开幕的时间也到了。
书展地点是位于市中心的海因斯会议中心二楼。周六周日两天免费参观。周五则有半天收费的特别时间。门票二十五美元。我提前十分钟赶到，看到会议大厅门口已经排起了几十人的长队。放眼望去，半数以上都是头发花白的老人。有弓着腰驼着背的，有拄拐杖的，有坐轮椅的，有步履蹒跚仍红光满面一身正装扎着领结的。想想自己走到他们这一步也来日无多了，心中倍感苍凉。
展厅入口
展会现场
存了外套和背包，鱼贯进入会场。大厅里美、英、法、荷一百多家旧书店，早已布下异书古本的迷魂阵。我的策略是，先快速浏览一遍，看有什么跟中国有关的书（脑中闪过网上常见的一个词：扫街）。第二遍再慢慢细看。
因为以前去其他国家也观摩过一些古书展，所以心里明白，书展不是买书的地方（标价普遍比市场价要高一截），主要是饱眼福，见识见识真正好书的音容笑貌。
中国书里只看到两种有兴趣的。一种是秋瑾遇害当月出版的纪念集《秋雨秋风》，编纂者黄民，竞存书局印刷，鸿文书局寄售。这书稀见。书商标了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价格：两万美元。我拿在手里翻了翻。女店员满面笑容地站在旁边，她说：非常好的书是吧？我问她是不是从中国大陆买到的，她说是在旧金山一个华人手里。我告诉她，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本书。这大概多少会增加一点她对标价的信心。
《秋雨秋风》
第二种是在一家专卖俄文书的店里，一部完全用中国传统的宣纸线装形式印制的俄文诗集《卫国战争诗篇》，还带着原装的蓝布函套，编号印四百部。这是四十年代塔斯社远东分社社长罗果夫在上海制作的。罗果夫翻译过鲁迅的《阿q正传》，还以时代书报社的名义编辑出版了很多书，比如我买过他编的《普希金文集》和《新木刻》。《新木刻》封面用的那种橙色就和这部《卫国战争诗篇》封面的颜色一模一样。店主说，这部诗集还收录了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在苏联官方的出版物里很少收录这二位的作品，因此这书很特别。我到孔夫子旧书网搜了一下，发现拍卖过几次。价格大致是几百元人民币。而这家书店的标价是一千八百美元。
既然没什么好买的，就踏踏实实看展品受教育吧。对古董书我没有太大兴趣，尤其是那些拉丁文书籍，更是一头雾水。就把精力放在现代名著的初版本上。
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在美国文学史上地位尊崇。我有一次在拉斯维加斯的大运河购物中心经过一家鲍曼珍本书店。这书店装修豪华，跟众多奢侈品牌混迹为伍。它临街的橱窗里就摆着一本《了不起的盖茨比》带书衣的初版本。在射灯的照耀下，这书鲜艳夺目，犹如戏台上的当家花旦，标价二十七万美元。这次书展上也有一部，品相远远不及，售价也高达十八万五千美元。
《了不起的盖茨比》
马克·吐温签赠给友人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1885年初版本。签赠时间是出版当月，那位友人又在旁边写了一段题跋说：“这是作者拿到手的第一本书。”半摩洛哥皮面装帧，初版本有三种不同的装帧，这是最少见的一种。十九万五千美元。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弗吉尼亚·伍尔夫那著名的霍加斯出版社出版的《雅各的房间》，是伍尔夫签赠给她姐姐瓦妮莎·贝尔的。瓦妮莎·贝尔是个画家，也是布鲁姆斯伯里圈子里的人物。这本书的书衣就是她设计的。这是名家赠名家，售价十一万美元。
乔伊斯曾把《尤利西斯》的书稿寄给伍尔夫自营的霍加斯出版社，但伍尔夫嫌小说太长，拒绝出版。后来《尤利西斯》改由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出版。这部希腊国旗蓝色封面的名著也是书展上的常客。这次展出的版本是七百五十部中的编号五百五十号。售价八万美元。
《尤利西斯》初版本
前人爱说如行山阴道上，使人应接不暇。其实山阴道上的风景，哪有这里这样眼花缭乱。 既然无法一一描述。就抄一些我感兴趣的列在下面（货币单位是美元）：
纳博科夫《黑暗中的笑声》第一版，一千五百；
三岛由纪夫《宴后》英国第一版 签赠给英国第一位公开的同性恋作家安格斯·威尔逊，两千五百；
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俄文初版本，三千五百；
凯鲁亚克《科迪的幻象》节略本，签名第一版，三千五百；
博尔赫斯第二部诗集《面前的月亮》西班牙语第一版，五千；
奥威尔《动物农场》第一版，七千五百；
约翰·列侬签赠本《他的亲笔》，八千八百；
卡夫卡《变形记》1916年德文第一版，一万两千五百；
《变形记》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美国第一版，签赠给他的英国出版商夫妇，一万六千五百；
《百年孤独》
比亚兹莱插图《亚瑟王之死》限量三百部，十二册全，两万；
《亚瑟王之死》
爱因斯坦签名照，两万三千；
科马克·麦卡锡《血色子午线》初版签名本，两万五；
托尔金《指环王》第一版三册全，三万七千五百；
《指环王》
福克纳《八月之光》第一版签赠本，六万五千；
格雷厄姆·格林《布莱顿硬糖》英国第一版，十一万五千。
《布莱顿硬糖》
买书多年，对一切贼不走空的心理定势，我早已金刚能断，但就这样离开展会现场，还是有些黯然。书商们都把自己最钟爱的书郑重地放在玻璃柜里，不太看重的则随便码在简易的书架上。我在一个架子上看到一本藏书圈子里的名著，美国作家海莲·汉芙的《查令十字街八十四号》，1970年初版本。装帧艳丽，品相极好。翻开一看，扉页上端用铅笔写着二百二十五美元。这个便宜。就跟老板说要买。老板脸庞通红，穿着皱皱巴巴的毛衣，齐达内一样的光头反射着天花板上垂下来的一排白炽灯，样子看上去有点像伦敦地铁里见过的喝醉了酒的足球流氓。他正在跟一位女士交谈，示意我等一会儿。我就在附近的书店里又逡巡了片刻，心里还惦记着这个小漏不要让别人捡了去。见他忙完了，我赶忙过来。问他怎么结账，他说支票、信用卡、现金，都可以。我问有没有折扣。他马上从桌上抄起一个大按钮的计算器，噼里啪啦乱按一气：1800*0.9=1620。他把计算器举到我面前。看着数字，我感到自己的身体摇晃了一下，我努力站住，没有扶墙。
我问他，不是二百二十五美元吗？书里铅笔写着的。他面无表情地摊开手说，那是我买入的价格。我想，我这个来自泱泱大国的人应该表现出见过世面的样子，我说，对不起，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他哈哈大笑起来，用手拍着我的肩膀，他说，你一定是个诗人，你一定是个诗人，你的语言就像诗歌一样。我点了点头，清了清嗓子答道：是的，先生，是您把我逼成了一个诗人。
《查令十字街八十四号》
